在基础训练期间，我又一次获得了惹是生非的名声。我练习举重后会气喘吁吁，再加上剃了个短平头，大家便叫我“俄国熊”。另一班中也有一人得到了类似的诨名，于是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要是让我们俩进行一场拳击赛，对鼓舞基地的士气将会大有好处。
这场拳击赛堪称基地的一大盛事。我们俩势均力敌，谁都不肯示弱让步。结果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的鼻梁则第三次被打断
(前两次是在高中打橄榄球时发生的)。
无论这是好是坏，我最后夺得了全班50人中的总分第三名。通过基础训练后，我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并被告知完全有资格上无线电截收学校。可是该校已经招生额满，而我又不大愿意干等到下一期开班，于是他们让我干上了文职打字员，尽管我压根就不会打字。大约一百英里以外的新墨西哥州克罗维斯郊外坎农空军基地的人事部门尚有一名空额。
就这样我最后分到了那里，整天用两个手指吃力地打出DD214文件，即退伍军人文件。我一面在替那个白痴军士做事，一面心想，我一定得离开这地方。
在这里我又一次吉星高照。人事部门隔壁就是特勤部门。听我这么说，大多数人会以为那是指绿色贝雷帽之类的特种部队。但这是特别勤务部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运动特别勤务部门。具备了我这样的背景，去那儿工作倒是实现必要时报效国家的最佳途径。
我开始了四下窥探，站在门口偷听，于是听到里面有个人说：“这个项目快要完蛋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自忖道：这下机会可来了!我走过来走过去，最后敲了敲门，说：“你们好!我叫约翰·道格拉斯，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一边介绍，一边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同时“侧写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选。我知道成功有望了，因为他们不断相互望着，好像是在说：“这可是奇迹!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就这样他们将我从人事部门调了过来，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用不着穿制服了。他们让我这个士兵负责所有运动项目，并付给额外的薪金，而且我还有资格参加自学考试课程的学习。该项教育计划由政府出资支付75%的学费，学员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上课。我确实是这样做的。上课地点在20英里以外、位于波塔利斯的东新墨西哥大学。为了要扭转大学期间平均成绩为D的不利局面，我必须全部课程都拿到A才可继续进行自学考试课程。不过我平生第一回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
我代表空军基地参加过诸如网球、足球、羽毛球一类角逐激烈的体育比赛。因为表现突出，他们便决定让我来管理基地的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球专卖商店，尽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身穿那套阿诺帕玛牌运动服管理着各项高尔夫赛事时，我看起来倒很像那么回事。
一天，基地司令官走了进来，想知道那场比赛应该使用什么压缩系数的球。我不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结果就像几乎10年前那次做读书报告的情形一样，我又被发现是个冒牌货。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这里进行管理的?”他查问了实情。事后我便从高尔夫球场调离，换到了女士宝石部。这听起来够令人兴奋的，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部门是做石细工的。我同时被指派负责管理女士用陶瓷品和军官俱乐部游泳池。我不禁纳闷：那些当官的冒着生命危险在越南上空飞行，而我却在这里替他们轻浮的太太搬椅子、递毛巾，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游泳，为此他们还付我额外的薪水，让我攻读大学学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的另一项职责仿佛使我回到了看门人的岁月。游泳池紧挨着军官俱乐部，里面经常挤满了来战术空军司令部接受训练的年轻飞行员。我不止一次上前拉开酒后发疯、打成一团的飞行员，有时是把他们从我身上拉开。
到空军服役快满两年时，我正在攻读大学本科学位，了解到当地有家专门帮助残疾儿童的机构。他们在开展娱乐活动方面需要帮手，于是我当了一名志愿服务者。每星期一次，我在几位非军方人员陪同下带领大约十五名儿童或者溜旱冰，或者打迷你高尔夫球或保龄球，或者进行某种能让孩子们练就出各自独立的技能技巧的运动。
大多数孩子都面临着严重残疾的挑战，像双目失明、先天愚痴或严重的肌肉运动失控症。这份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方说吧，你要一手拉着一个儿童沿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同时要尽力保证他们免受伤害。尽管如此，我绝对喜欢这份工作。事实上，我一生中还很少有如此快乐的体验。
当我每星期在学校门前停住车子时，孩子们就会跑出来迎接我，把车子团团围住，我一下车就同他们拥抱在一起。每回活动结束之际，他们都是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离去，我也同样为不得不离去而感到难受。我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领受到深厚的友爱和伙伴情谊，而这般感受在我生命的这一阶段实在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因此我开始晚上去那里为孩子们讲故事。
我在基地里接触的那些健康的、所谓正常的孩子习惯于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从父母那里得到渴望的一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特殊”孩子则反差鲜明，他们非常感激别人对他们做出的一切，而且尽管身患残疾，却总是待人友善和渴望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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