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最忙的一类工作是对付属于所谓的“42分类”的逃兵。越战把美国一分为二，许多家伙一旦当了逃兵，死也不肯回去参战。我们办理的登记在“42分类”名下的袭击执法官员案件要超出其他任何一类在逃犯的袭击案件。
我头一次参加分队行动是去追捕一名陆军逃兵。我找到他工作的一家路边加油站。我亮出了自己身份，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谁知他突然拔出一把锉得亮亮的、把手缠着黑胶带的简易匕首，对着我就刺。我后退了几步，险些被他刺中。我向他猛扑上去，将他顶在加油站的玻璃上，用劲把他按倒在地，一只膝盖压在他背上，手枪顶着他的脑壳。此时那位经理对着我大叫大嚷，抗议我抓走了他的优秀工人。我到底在做些什么?难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业吗?不停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不是值得呢?这时，工业心理学显得有多么美好。
追捕逃兵除了常常带来感情上的困惑，还造成军方与调查局之间的怨恨。有时我们会拿着逮捕证一路追踪，发现了那个家伙的踪迹，在大街上当场将其抓获。他会愤怒地制止我们将他带走，用指关节敲击他的假腿，然后告诉我们，他在越南战场因腿部负伤荣获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再三出现的局面是，无论是自愿选择回去的逃兵还是被军方抓获的逃兵，全部受到定期遣返越南的惩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可军方从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情况。就我们所知，他们仍然被视为擅离职守的逃兵，我们为此极为恼火。
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时会找到一个逃兵的登记住址，碰上的却是泪流满面且有理由无比愤怒的妻子或父母亲，她们会告诉我们，要缉拿的人已经英勇阵亡。我们居然在追捕那些阵亡的士兵，而军方却从来不让我们了解实情。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当你深入现场后，便开始意识到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未在学校里或训练中传授过。比方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例如上公厕进入隔间时)如何放置枪支?是仍让枪套在腰带呢，还是把枪挂在隔间的门上?有阵子我把它放在腿上，但那样一来我会觉得很紧张。这便是人人都会碰上的事情，却又不是那种你可自由自在地与资深同事讨论的事情。在我工作一个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来底特律工作后，我购买了一部大众牌甲壳虫车，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同一型号的汽车成了系列杀手的首选用车。特德·邦迪就拥有一辆，正是通过查找这种型号的车等方式才最终确认他是凶手。不管怎么说，有一回我把车子停放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用品店买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时还要试穿衣服，便考虑最好把手枪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我把枪放进仪表板上的贮物箱，走进了商店。
要知道，甲壳虫车有几处有趣的特征。由于它属于后置引擎车，备用轮胎就放置在车前的行李箱内。由于它当时几乎是普及型用车，且不说很容易被破门而人，备用轮胎被盗也是极为普遍的。毕竟几乎人人都会需要它嘛。最后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是，行李箱是通过贮物箱里的一个开关打开的。
我相信你能够猜到下文如何。我走出商店来到车子前，发现车窗已被打碎。我试着假想了这个手法高明的窃贼的作案经过：偷轮胎的人打破车窗进入车子，把手伸进贮物箱，想打开行李箱开关偷走备用胎，结果却发现里面有件更好的战利品。我这样推测是因为我的手枪不见了，可备用胎仍在那里。
“哦，真该死!’’我自言自语，“我上岗还不到三十天，就已经为敌人供应武器了!”我知道丢失枪支或者丢失证件意味着你立即会收到一份处分书。我找到了分队长鲍勃·费茨帕特里克。费茨帕特里克是个魁梧的家伙，生就一副为人之父的身材。他打扮整齐，在局里多少是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他晓得我厄运临头，心里很不好受。丢失枪支是必须上报局长办公室的，这下子事情可糟透了，因为这将是我人事档案中第一笔外勤工作记录。他说我们必须编造一套真正有创意的借口，要围绕我当时是一心想维持公众秩序来大做文章，要说明我不愿冒险惊吓住商店里的任何人，因为要是他们突然看见枪支，会以为遭到了抢劫。费茨帕特里克叫我放心，既然离我晋升还有好几年时问，只要今后不再出纰漏，这一纸处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于是我努力那样做了，尽管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枝丢失的枪一直使我感到苦恼。大约25年后，我从局里退休时交还了匡蒂科军械库的那枝史密斯一韦森10型左轮手枪，它实际上是原先那枝枪的替代品。谢天谢地，那枝丢失的手枪从未被用来作案，它实际上就从此消失了。
我与另外两名单身特工，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同住在密歇根州泰勒城的一处配备家具的寓所，地处底特律的南郊。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鲍勃后来在我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一位怪杰。他老是穿深色丝绒西装和淡紫色衬衣，即便在巡区执勤时也是如此。他似乎是整个联邦调查局里惟一不怕胡佛的人。后来鲍勃干上了卧底工作，根本用不着穿西装了。
他起先在局里干的是职员，走了“内部途径”才成为一名特工。调查局里有些最优秀的人才是从职员干起的，包括几位经我挑选加入调查支援科的人。不过在某些圈子里，有职员背景的人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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