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到密尔沃基以前，工作站的女职员就已得知了我的情况：具体而言，我是站里仅有的两个单身特工之一。刚到任的前几个星期里，她们都争着来记录我的口述，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情况可供口述。人人都想接近我。没过几个星期，当我已订婚的消息渐渐传开后，我立刻就像五天期的除臭剂放到第六天那样，变得无人问津了。
我后来发现密尔沃基外勤站的气氛无异于底特律的翻版，而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位主管特工名Ⅱq埃德·海斯，大家都管他叫“快人埃迪”。他的脸总是红通通的(他退休不久就死于高血压)，总是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滚出办公室!滚出办公室!”
我对他说：“你要我上哪里去呢?我初来乍到的，没有汽车，手头也没有案子。”
他冲着我说：“我才不管你上哪里去呢。滚出办公室就行了。”
我只好离开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我或者待在图书馆里或者沿着外勤站附近的威斯康星大街游荡，常常可以碰上好几位特工在浏览商店橱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这一期间，我通过与调查局有关系的一位汽车销售商购买了第二部汽车，一辆福特牌托里诺车。
我的下一任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是从阿肯色州小石城外勤站调来的。招募新手始终是主管特工的一大任务。霍克西上任伊始就对此很重视。每一外勤站每个月都有招募特工和非文秘人员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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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说是由我来负责招募工作。这种任务一般都是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在州内各地奔波。
“为什么要让我负责?”我问他。
“因为我们必须撤换前一个家伙，他没有被炒鱿鱼算是他走运。”此人老是到当地的高中与女学生面谈应聘文秘工作事宜。当时胡佛还健在，局里是不准任用女特工的。他会向她们提问，好像是事先准备了一组问题。问题之一是：“你是处女吗?”如果回答是不，他就会邀请对方外出约会。学生的家长开始投诉，主管特工只好把他封杀了。
我开始在州内各地招募人员。没过多久，我招募的人员几乎是定额的四倍。我成为全国招募业绩最棒的人。于是问题来了：我的表现实在太好，他们不肯把我替换掉。我告诉霍克西，我实在不想再干招募工作了，我进调查局可不是来做人事工作的。他却威胁说要把我放到人权小组去，该小组是负责调查那些被指控虐待嫌疑人和犯人，或者歧视少数民族的警察局和警官的。这可不是最受人欢迎的工作。我心想，用这种方法来奖赏我的出色业绩可真够缺德的。
我只好做了一笔交易。骄傲自大的我同意继续创造招募佳绩，但条件是霍克西要答应指定我作为他的第一接班人。另外，我可以使用一辆局里的公车，并被允许申请执法援助管理部门提供的进研究生院深造的奖学金。我心里明白，要是不愿意一辈子从事外勤工作，硕士学位是不可少的。
我在外勤站已经多多少少受到了猜疑。任何谋求此类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是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但是在位于密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即我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的学校，人们对我的看法则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授都怀疑，他们的班上已安插了联邦调查局特工，而我从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谈论心理学课上的那些难缠而敏感的话题。(如：“约翰，请你对邻座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告诉他约翰·道格拉斯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上课，大家围坐成一圈。那年头圈子都围得很大。我渐渐意识到没有人同我说话。我努力想加入他们的谈话，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对我说些什么。最后我只得说：“到底怎么啦，伙伴们?”原来我的一把金属柄梳子从上衣口袋里凸现起来，他们都以为那是天线，担心我正在实录全班的谈话并传送回“总部”。这些人妄自尊大的多疑症一直令我惊讶不已。
1972年5月初，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住宅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一大早，总部就将噩耗通过电传发往每一个外勤工作站。在密尔沃基，主管特工将我们召集起来，传达了这一消息。尽管胡佛年近八旬，且掌管调查局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真正想到他会死去。如今君王已去，我们都急于知道接替他的新一代君王将来自何方。帕特里克·格雷被任命为代理局长，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忠实盟友，前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最初因允许雇用女特工等创新举措而深得人心。当他对政府的忠诚与调查局的需求产生冲突时，他的声望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胡佛去世几星期后，我到格林湾去招募人员，接到帕姆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神父想在婚礼前约见我们一次。我相信神父自认为能够使我皈依天主教，好在教会领袖那里赢得好评。不过，帕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重神父，服从神父的指示。我晓得如果我不乖乖就范，她准会跟我搅个没完。
我们一起来到圣里塔教堂，但她先进去独自会见了神父。这使我想起还在蒙大拿上大学时被带到警察局的情形，他们将我们隔离，分别进行审讯。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商议跟我谈话的策略。最后他们召我进去时，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俩都准备了什么来对付我这个新教徒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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