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许多执法工作者的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枪迷。不过在空军服役的时候，我就是个神枪手。我想，要是能在特种武器攻击小队干上一阵子大概会挺有意思的。每个外勤站都设有这样一个小队。小队中五名成员都是非专职的，需要时才将他们召集过来。我人选了该小队，被指派担任狙击手，其位置最靠后，任务是从远处射击。小队其他成员都具有很过硬的背景，比如干过绿色贝雷帽或者参加过丛林战特种部队，而我只教过飞行员的妻子小孩如何游泳。小队长名叫戴维·科尔，后来升任匡蒂科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副院长，就是他要我来主持调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疯狂行径来多少要平淡一些。当时有个家伙抢了银行，随后警察展开了一场高速追击，最终把他逼进了一处仓库。此时我们奉命前往。仓库里的他先是脱光了衣服，接着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疯疯癫癫的。后来，他要求把他太太带到现场，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当我们深入研究了这种罪犯个性时，就能理解这种事是做不得的，你不应同意这类要求，因为他们要见的人往往就是他们认为首先引发问题的人。所以你这样做，其实是置此人于巨大危险之中，同时还帮助他们完成了先凶杀后自杀的举动。
幸运的是，此案中的警察并没有把她送进仓库，而是让她通过电话跟他交谈。果然，他一挂上电话，就抠动猎枪扳机把脑瓜打开了花。
我们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几个小时，转眼间案子就这样完结了。可是，你不能马上化解压力，它反倒常常会触发反常的幽默感。“真见鬼，他干吗要这样做呢?”有个家伙议论说，“道格拉斯可是个神枪手。他本来能够替他一枪解决问题的。”
我在密尔沃基呆了五年多。终于我和帕姆从朱诺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处市区新型住宅，远离外勤站，靠近市区北郊。我多半时间忙于侦破抢劫银行案，因破案有功连连受奖。我发现，每当找到一种“识别标志”将若干案子联系起来时，我的破案机率就会非常大，我们后来的系列谋杀分析便是以此项要素作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我捅下的惟一大漏子是在杰里·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后。主管这一职位并不享有多少特权，可是能够使用一辆调查局公车是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霍根对他那辆翡翠绿色福特车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时需要用车，而所有车子都已派出。霍根当时外出参加会议，因此我问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尔顿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车子。他答应得很勉强。
谁知事后杰里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冲着我大叫大嚷，责隆我用了他的车，弄脏了车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回车子时还爆了一只胎。我可是根本没有察觉到爆胎。由于杰里与我一直相处得挺好，因此当他一个劲儿声嘶力竭地吼叫时，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很显然这是一次失误。
在那天晚些时候，我的分队长雷-伯恩对我说：“约翰，你晓得杰里·霍根其实很喜欢你，只是他不得不教训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当时正是“伤膝溪事件”余波未平、印第安人权利意识高涨之际。就像在底特律贫民区那样，我们在居留地成了众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当我首次抵达绿湾的梅诺米尼居留地时，不敢相信竞有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贫困、肮脏和道德败坏的环境之中。他们的原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常常对我的到来几乎视而不见。你在许多居留地发现，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袭击，谋杀等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存状况恶劣以及政府的长期敌意和漠视态度。由于印第安人极不信任政府，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证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协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地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代表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连受害者的家人也不愿被扯进破案工作，深怕会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有的时候，当你获悉发生了谋杀案并赶到现场时，尸体已在那里停放了好几天，上面爬满了蛆虫。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起码调查了六起谋杀案。我深为那些印第安人难过，情绪一直不振，把每天离开那里回家过夜视为一种享受。我从未见过哪个群体的人处境如此艰辛。虽说不大安全，在梅诺米尼我头一回集中全力调查谋杀案犯罪现场，事后证明这段艰苦经历对我帮助极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尔沃基工作期间最美妙的事件莫过于1975年11月喜得第一个孩子，埃里卡。帕姆开始产前阵痛时，我们正准备与几位友人，萨姆·拉斯金和埃丝特·拉斯金，上当地一家乡村俱乐部共进感恩节晚餐。埃里卡于次日问世。
我当时要加班加点侦破抢劫银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学业，因此新添婴儿意味着睡眠更少。自不待言，养育婴儿的责任主要由帕姆承担着。我身为人父，感到家庭责任更重了，但我喜欢看着埃里卡一点点长大。我那时还没有接手绑架儿童案和谋杀儿童案，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幸运的。假如我办理的是这类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来思考外面发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适应为人父这一角色。待到我们的次女劳伦于1980年出生时，我已深深涉足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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