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方面并不笨。开始讲课前，我会提问班上有没有人在我当天打算在堂上讨论的犯罪案件方面有过直接经历。比如说，如果我要讨论的是查尔斯·曼森一案，我首先会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洛杉矶警察局的?有哪位办理过此案吗?”如果凑巧有的话，我就会请他对我们讲述一遍此案的所有细节。这样一来，我就能保证讲课内容不会与任何亲自办案人员所掌握的真实案J隋有出入。
然而，即使你是刚从外勤站调来的32岁小伙子，一旦站上匡蒂科的讲台或者从匡蒂科外出授课，人们就会把你看成是代表着联邦调查局学院及其那些令人敬畏的部门，在以权威的身份讲课。课问休息时，总会有警察走上前来找你。在巡回学校讲课期间，总会有警察在晚上打电话到我的旅馆房间，询问我对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有何高见。“嘿，约翰，我手头这个案子与你今天讨论的案子有点相似。你对这个案子有何指教?”他会问个没完没了。我则需要对从事的教学工作拥有某种权威性;不是来自调查局的权威性，而是自身的权威性。
巡回教学到了某一阶段时——起码对我如此——你会觉得有那么多歌曲可以尽情收听，有那么多玛格丽塔鸡尾酒可以开怀畅饮，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呆在旅馆房间里瞪着电视机。1978年年初，在加州一家饭店的鸡尾酒厅里我经历了这一阶段。我和鲍勃·雷斯勒正在萨克拉门托县主办一期巡回教学。第二天驱车离开时，我大发评论，说既然我们教过的大部分案例中的案犯仍然健在，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囚室里度过残生，我们不妨试试看能否对他们做一些访谈，问问他们作案的动因，从他们的视角去查明事情的经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尝试一下。如果行不通，也就罢了。
我向来就有爱出风头的名声，这一提议只能加深他对我的这种看法，不过他确也同意试验一下我的这个疯狂念头。鲍勃的处事原则一向就是：“最好事后请求原谅，不要事先请求批准。”这一原则此刻确实显得挺管用。我们知道，要想得到总部的批准是没门的。不仅如此，我们从此每做一件事都会受到审查。在任何官僚机构里，他们不得不处处提防爱出风头的人。
比起其他州来，加州怪诞不经、骇人听闻的案例最多，那里显然是进行访谈的好地方。约翰·康韦是联邦调查局圣拉斐尔常设办事处的一名特工，圣拉斐尔就在旧金山北面不远。他曾在匡蒂科听过鲍勃的讲课，与加州刑事系统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答应充当我们的联络人，替我们做出安排。我们知道需要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一个信得过我们的人，因为这个小小的调查项目如果搞砸了，便会招致许许多多的责难。
我们决定要找的第一个重罪犯是埃德·肯珀，他被重复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正在加州瓦卡维尔的州立疗养院服刑，它位于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大约中途的位置。我们在全国学院教学时一直运用他的案例，却从未跟他本人接触过。至于他是否同意见我们，与我们交谈，还是一个未知数。
该案的实际案情已有完整的记录。埃德蒙·埃米尔·肯珀三世于1948年12月18日出生于加州伯班克。他和两个妹妹成长于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总是争吵不休，最终分了手。当埃德表现出一系列“怪异”行为之后(包括肢解了两只家养的猫以及同大妹苏珊一起玩葬礼游戏)，他母亲克拉内尔就把他打发到离异的丈夫那里。他逃回母亲住处后，又被送到加州内华达山脉山脚处的一个偏僻农庄，跟祖父母住在一起。他在那里感到异常无聊和寂寞，不仅远离了家人，而且还被剥夺了他所熟悉的学校环境为他提供的些许安慰。就在那里，这个高大粗笨的14岁男孩在1963年8月的一天下午用一枝0.22口径的来复枪击毙了他的祖母莫德，后又反复用菜刀刺戳尸体。祖母那天执意要他待在家里帮助干家务活，不准他跟随他祖父下地干活，而埃德与祖父更亲一些。他晓得祖父不会原谅他闯下的大祸，于是当老人回到家中时，埃德对他也下了毒手，还把尸体留放在院子里。当警察后来盘问他时，他耸耸肩说：“我只是想知道杀掉祖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乍看起来这两起案件谋杀缺少动机。埃德因此被诊断为“个性特征畸形、被动攻击类型”，关押在阿塔斯卡德县专门收治精神病罪犯的州立医院。1969年，在州立医院的医生反对无效的情况下，21岁的他获得释放，交由其母监护。她当时刚刚与第三任丈夫分手，在新开办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秘书工作。此时的埃德身高已达6英尺9，体重约300磅。
在两年时间里，他千的是零活，喜欢开着车在街道和公路上缓慢行驶，习惯搭载年轻女郎。圣克鲁斯及其附近地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加州众多的漂亮女大学生，而肯珀在十几岁时错过了不少美好时光。虽然他申请加入公路巡警队遭到了拒绝，在州公路管理局却谋到了一份差使。
1972年5月7日，他搭载了弗雷斯诺州立学院的一对室友，玛丽·培斯和安尼塔·卢切斯。他把她俩载到一处僻静之地，操刀捅死了她们，然后又将两具尸体拖回母亲的住处，用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进行拍照，再将尸体分解，还拿着不同器官玩耍。过后，他将剩余的残躯装入塑料袋，掩埋在圣克鲁斯的山里，将头颅扔弃在路旁的深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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