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三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部门的共约三百五十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侧写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问，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当时我手头同时有大约150件未侦破案件要独自处理，而且一年之中有125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呆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里。来自地方警察的压力十分之大，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着来自社区、来自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因而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设法排列出工作的轻重缓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纷至沓来。我在匡蒂科的同事们常常戏言说我就像个男妓：不能对客户说半个不字。
在纽约的这次演讲中，我一直在谈论罪犯个性类型，可我的思绪却不断回到西雅图。我知道格林河专案小组中并非人人都希望我参与破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时，我常会被请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将它视之为与巫术仅有一步之遥，因此我知道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销”。我必须显得言谈富有说服力，同时又不可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明白，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是彻底的，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让心存疑虑者相信，联邦调查局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破案。也许最让人沮丧的是，我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样说一下“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还要求能提供断案的见解。我始终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系列案的调查工作会被引入歧途，导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样糟糕的是，这会封杀我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的罪犯侧写①及犯罪分析这一全新计划。
① 侧写，pn9file，文中指根据从犯罪现场收集的信息来给凶手画像。
再说还有四处奔波的辛劳。我已去过阿拉斯加好几趟，要飞越四个时区，提心吊胆地乘坐飞机贴近水面发行，最后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几乎是刚刚抵达目的地与当地警察碰头之后，又要重新登上飞机返回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f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真进入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额外保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
52书库推荐浏览： [美]约翰·道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