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调到科里时，格雷格被分配与贾娜·门罗共用一间无窗地下办公室。贾娜在干特工之前曾在加州做过警官和调查杀人案的警探。她身上的优秀品质多多，巧得很，还是一位魅力无限的金发碧眼的美女。换句话说，她集全部优点于一身。可以说，发现这种安排令人难受的男人不会很多。然而格雷格偏偏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教徒，一个正直专一并注重家庭的男子汉，身边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位迷人的妻子。朗达。对于朗达来说，从阳光明媚、天堂一般的加利福尼亚迁到闷热潮湿、令人困乏的弗吉尼亚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她每每问及他的办公室同事时，格雷格总是支支吾吾，竭力想转移这一话题。
终于，在他到我们科大约六个月以后，格雷格带着朗达参加了科里举办的圣诞晚会。我因外出办案，当时不在场，但是天性活泼的贾娜倒是出席了。在晚会这类场合，她自然选择穿一套精致素雅、剪裁合身的低领口红色晚礼服。
我回来以后，科里的二把手、接替我出任侧写项目经理的吉姆·赖特告诉我，朗达与格雷格在晚会之后大动干戈。他整天与一位楚楚动人、性格强硬的漂亮女特工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而她在舞场上还同在靶场上一样游刃有余，对此朗达极为不开心。
于是我让秘书把正在开会的格雷格叫出来，就说我想立即见他。他神色忧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调来半年，而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所以他真心实意想把工作做好。
我抬起头望着他，说：“格雷格，把门关上。请坐吧。”他坐了下来，被我的口气弄得更加心神不定。“我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我接着说，“我知道你碰上了一些麻烦。”
“你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吗?”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办公桌上那台有呼叫指示功能的电话机。
“听着，格雷格，”我以咨询者那种最令人安慰的口气说，“我是想给你打打掩护，但如果你和贾娜一道上街，我就无计可施了。这种事你必须自个儿应付。朗达显然了解你和贾娜之间的事情……”
“我和贾娜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清楚干这种工作会遇到不少压力。可是，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娇妻以及几个可爱的孩子。可不要前功尽弃呀。”
“约翰，情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期间，他的两眼一直盯住那台电话机，没准他在琢磨，假如集中意念，他就能引燃电话机，把办公桌烧着。他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他的颈动脉跳个不停。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在此关头，我见好就收场了。“看看你吧，你这个可怜虫!”我得意地大笑起来。“看你还敢自称是审讯人员?”当时他正在为《犯罪分类手册》撰写有关审讯的章节。“你做过什么亏心事吗?”
“没有，约翰。我可以发誓!”
“你瞧瞧!你就这样听任我的摆布!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你曾经干过警察局长。你是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然而我却能够把你当成傻瓜一样玩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在那一刻，他如释重负，汗珠从他那秃顶的头上流了下来。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过他明白了我这番谈话的中心意思。我可以这样任意摆布他，我也曾经被别人以同样成功的方式整治过，而且当那种局面再度出现时，我照样会成功地被人整治。
我们都是有弱点的，不管你多么博学，阅历多么深广，多少次成功地审讯过嫌疑人;也不管你是否掌握了技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制服——只要你能设法找出我们有哪些弱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暴露弱点。
我是在早年为一个案子进行侧写时悟出这个道理的，从此便多次在办案时加以运用，而不仅是对我的科员进行言传身教时才运用。那是我头一回布置审讯场景。
1979年12月间，佐治亚州罗马市常设办事处的特工罗伯特·利里打来电话，讲述了一起极其恐怖的案件，请求我给予优先处理。一个星期前，一位住在离罗马市只有半小时车程的阿代尔斯维尔的漂亮爽直的12岁小姑娘，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在她家车道口处下了学校班车以后就失踪了，她家离公路大约有100码远。
后来她的尸体在大约10英里以外的一处长满树木的恋人小径一带被一对年轻夫妇发现，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蒙在她脸上的那件鲜黄色外衣。他们报告了警察，原封不动地保护了现场，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死因被确认为脑部受到钝器重击。验尸结果发现，颅骨破裂是大石头敲击造成的。(案发现场的照片显示，她的头部附近就有一块血迹斑斑的大石头。)颈脖处的伤痕还显示，有人从背后用手将其卡死。
在翻阅案情卷宗之前，我想尽可能充分了解有关受害者的情况。人人都对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赞不绝口。人们都说她待人热情友好，善于交际，讨人喜欢。她长得很可爱，天真无邪，在学校担任乐队女指挥，经常穿着指挥制服去上学。她是个人见人爱的12岁小女孩，看上去就是12岁，绝不会装成18岁那般老练。她没有性乱行为，从未染指毒品或酒类。验尸结果清楚地表明，她遭到强暴时还是处女身。归根结底，她就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出自低风险环境下的低风险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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