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凶手的呢?”
“我想那可能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医院里时才搞明白的。是一张叫‘受伤的人’的插图——在很多早期的医疗书籍里都有的一张图，莱克特的书里也有。这幅图展示了战争中可能受的各种各样的伤。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堂病理学概述的课上看到过它。那第六个受害者伤口的部位与手法都和那幅插图里的受伤的人很相似。”
“受伤的人，一幅画?这就是你破案的全部?”
“就是这样。凑巧我事先看到过那张图，不过是有点运气罢了。”
“这运气可够大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他妈的干吗要问我?”
“我没听见你刚才的话。”
“太好了，我也没想那么说。不过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好吧，”斯普林菲尔德，“谢谢你告诉我。我的确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
帕森对出现在巷子里的陌生人的描述以及关于猫与狗的信息都有可能关乎凶犯作案的方式：他似乎先会化装成一个读表员，察看地形，发觉不得不先杀死受害者的宠物，最后再向主人下手。
警方迎头遇到的难题就是是否应该公布他们的假设。
有了公众对危险信号的认知和警惕，警方可能能得到有关罪犯下一个进攻目标的预警——可是罪犯也可能在注意警方的动态，他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他的作案习惯。
警察局内部对保留这个微弱的线索有很强的倾向。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保密，并向东南部各州的兽医诊所和动物收养所发布特别命令，要求他们对残害宠物的事件迅速通报。
这意味着不向公众透露最有价值的警告。这是个道义上的问题，而警方对此左右为难。
他们为此向芝加哥的亚兰·布隆博士请教。布隆博士说如果凶犯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警报，他很可能改变袭击一个家庭的策略。布隆博士同时也怀疑无论有没有这个风险，罪犯都有可能改变首先袭击宠物的策略。他还告诉警方千万不要轻信离下一次作案还有二十五天的时间——下一个满月日是8月25日。
7月31日的上午，在帕森给出嫌疑人描述的三个小时以后，伯明翰、亚特兰大警方和华盛顿的克劳福德在电话会议后做出了决定：警方将向兽医诊所发布秘密通告，在案发附近地区张贴三天嫌疑人的素描画像，三天后向媒体公布线索。
这三天中格雷厄姆与警方在人行道上向利兹家附近的住户展示画像。在草图上对脸部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勾画，但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改善图片的人。
格雷厄姆的草图的边沿这几天在他的手中被汗渍浸得很软了。很多时候很难取得市民的信任而让他们开门接待。晚上格雷厄姆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往痱子上抹粉，他的大脑则围着问题转个不停，仿佛它是个全息图。他想营造灵感来临之前的那种感觉，可是它却迟迟不到。
这期间，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了五起枪击误伤，其中一人丧命，都是因为市民过于紧张，把回来晚的亲属当成了罪犯而开枪误伤。恐吓电话成倍增多，而没有用的举报塞满了警察总部的信箱。无助与恐慌像流感一样蔓延。
克劳福德在第三天的晚上从华盛顿赶回来，然后到宾馆去看了格雷厄姆，正好看见他把汗湿了的袜子脱下来。
“是不是很热?”
“明天早晨你拿张草图体验体验就知道了。”
“用不着喽，今天晚上新闻里会公布所有线索的。你走了一整天吗?”
“我总不能开车进出人家的小院吧。”
“我不觉得这张画能有什么结果。”克劳福德说。
“除此之外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呢?”
“尽你的所能，是我所有对你的指望。”克劳福德站起来准备走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是我的麻醉剂，尤其是在我戒酒以后。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
格雷厄姆很恼火，可是克劳福德是对的。
格雷厄姆天生爱拖延，他自己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可以用速度弥补耽误的时间，可现在他不在学校了。
还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他已经考虑好几天了。可以继续等待，直到下一个满月前几天，绝望把他逼到这个选择上。或者他可以现在就做，趁着他还可能派上些用场。
他想找一个观点。一个很奇怪的逻辑需要和人分享，一种思维方式他需要在暖和舒适的群岛生活之后重新发现。
理智像游乐场滑车上的嵌齿轮一个个劈里啪啦地上升。格雷厄姆抓住那个最上面的念头大声说：
“我得去找莱克特。”他说话时在抓自己的肚子，却丝毫没有察觉。
7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院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和格雷厄姆握了握手。
“布隆博士昨天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先生——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格雷厄姆博士?”
“我不是博士。”
“我很高兴又听到布隆博士的消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请坐那把椅子吧。”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奇尔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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