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侄女。明天就见报。”
“好样的，上帝保佑她，”他大笑，“没得说，五千美元比起五分钱，当然多了去了。你怎么解释?我想抽根烟。”
我掏出烟盒，给我们俩都点上烟。他的手指可一点儿都不稳，我开始替他难过，于是我说，“想想看，希巴德住在大学高地。如果你在市中心开车——就算是佩里大街附近吧，我也不确切——从那儿到一百一十六街，通常你能挣多少钱?算算——二十八英里——大概一点五美元。但如果往城北走时，你碰巧和你的老同学安德鲁?希巴德在一起，或者仅仅是和他的尸体在一起，甚至只是尸体的一部分，比如头或胳膊，那你拿到的可就不是一点五美元了，而是五千。瞧，就看你带什么货了。”为了能看清他，我从嘴角吐出烟。当然，诱惑一个特想喝酒又不肯喝的人，其难度就像把瘸子拄的拐杖打掉。但我无须提醒自己，在情场和生意场上，一切都是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知道这类公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
对我的诱惑，他有足够的自制力，他沉默不语，久久地盯着自己颤抖的夹着香烟的手指，连我最后都不得不看他的手指了。终于，他把手落在膝盖上，看着我大笑起来，问道：“我不是说了吗，你开始变得好笑了，”他的声音又变得生硬了，“听着，你，走吧。快点儿，马上走吧。回房去，不然你会感冒的。”
我说：“好吧，还要酒吗?”
他不说话了。我轻轻戳了戳他，他一言不发，极其冷漠。我想给他拿些黑麦威士忌，让他闻闻，又觉得那只会让他的嘴更紧。我自忖道，再说吧，放弃。
回房前，我先绕到车后，记下车牌号。
我去了厨房。沃尔夫还在，坐在带扶手的木椅里，他总是在那儿给弗里茨下命令，休息时则在那儿吃东西。
我说：“皮特尼?斯科特在大门外。那个出租车司机。他送她过来的。他付了我五美分，算他那份钱，他说就值这么多。关于安德鲁?希巴德，他知道些情况。”
“什么?”
“你是问他知道什么吗?我怎么知道?我跟他讲了希巴德小姐，我的客户，提供的奖金，他的表情像在说，小子，我可是门儿清。他很害羞，需要诱导。我猜他并不确切知道希巴德在哪儿，或他的尸体藏在哪个地窖里，但他认为或许他能猜出来。他是那种犹豫七个月左右，才会去看粉颜色的蛇和鳄鱼的人。我想请他进来喝杯酒，这他也拒绝了。他不肯进来。目前也许还不适合从他下手，但我想建议你出去见见他。”
“出去? “沃尔夫抬头看着我，”出去，下台阶? “
“是的，就去便道，不用上马路，他就在那儿。”
沃尔夫闭上眼。“我不懂，阿奇，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烦我，非要我出去乱打一通。丢掉这念头吧，不实际。你是说他真的给了你五分钱? “
“是啊，为这五分钱，莫名其妙地跟个酗酒的出租司机周旋，有什么用?即便他去过哈佛。老实说，先生，有时你实在太过分了。”
“行了，够了。去看看蔡平夫人能见人了吗?”
我离开厨房。福尔莫大夫已在盥洗室里收拾好了他的病人，她又坐在了办公室的椅子里，颈上缠着绷带，只能直直地待着，想乱动也不行了。他正在跟她说注意事项，弗里茨在收拾盥洗室，把脸盆、布等都拿走。我等大夫处理完毕，带他去厨房。
“这种袭击可真新鲜，沃尔夫先生。极具创造性，从后面这样砍她。他砍伤了她脖后的一条颈外静脉，我只好剃掉她一些头发。”
“他?”
大夫点点头。“她说是她丈夫，和她结婚三年的丈夫刻的这几刀。我让她千万小心，几天后就没事了。我给她缝了十四针。她丈夫一定是个非同寻常、有创意的人。她也绝非等闲之辈，以她自己的方式：斯巴达式。我给她缝针时，她连拳头都没握，手指非常放松。”
“真的。您需要她的名字和地址做记录吧。”
“我有了，谢谢。她写的。”
“谢谢，大夫。”
福尔莫走了。沃尔夫站起身，拉了拉马甲，还是没遮住紧紧裹住他的突出中段、露出一道边的淡黄色衬衣。我尾随他出了厨房，顺路告诉弗里茨尽量把皮围巾洗干净。
我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又坐在了他的椅子里，在她对面。他正对着她说：
“很高兴您伤得不算太重，蔡平夫人。大夫已跟您说了千万小心，这几天可别把缝的线抻开了。哦，诊疗费——你付他钱了吗?”
“付过了，五美元。”
“好的，我得说这价钱不贵。古德温先生说您的出租车在等您。跟司机说开慢点儿，颠簸是很烦人的，对您这种情况，甚至很危险。我们就不再耽搁您了。”
她又直勾勾地盯着他，虽然己洗干净，包扎好，她也没变漂亮。她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吐出来，好让你能听见。
终于，她说：“您不想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我想跟您讲讲他做了什么。”
沃尔夫的头向左转，再向右转。“不必了，蔡平夫人，您该回家休息了。我会去报警的。我能理解您的顾虑。毕竟，自己的丈夫，都结婚三年了……交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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