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回参加父亲的单位聚餐。席间父亲的一位同事听说我非常喜欢收集些稀奇古怪的真人真事，便坐在我旁边给了我讲了他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十分灵异的故事。我记得，当时他讲故事的时候嘴唇还在微微发抖，当时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要是我也碰到他说着这种情况一定要按他说的那么做，严肃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不得不信。也许有些事情的确不是科学就能解释的了的吧。
父亲的同事比我爸大个十来岁，跟我父亲同在化工厂上班，我管他叫苏伯伯。苏伯伯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是那时候早已为数不多的内蒙骑兵。他人长得结实，又高又壮，给我的感觉像是户外变电站高高耸立的钢筋铁塔一般。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苏伯伯年轻的时候。
那年苏伯伯二十八岁，两口子外加他三岁的小闺女当时还住在化工厂厂区的一处筒子楼里。那厂区我小时候也住过几年，只不过住的是平房罢了。化工厂在体制改革之前是市里规模数得着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大的一片，厂区内住宅、学校、医院、商店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苏伯伯的小闺女是早产儿，据他说当时可把他吓坏了，才不到七个月出生了。可能是由于早产的关系吧，也可能是别的他小闺女从小就是医院的常客。用他的原话来说“三天两头的就往医院跑，有时候恨不能的睡医院的床比自己家还多。”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不过大体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坐在旁边，他还搭话说我小时候也是总爱生病什么的。所以苏伯伯这几句原话我记得也十分的清楚。
说起来还是跟我写这个故事差不多的时间，一样的是快到了元旦，一样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那天晚上快十点半的时候，苏伯伯他小闺女睡着睡着就醒了，小脸儿通红的哇哇大哭起来。两口子起来一摸，孩子发起高烧来，身上滚烫滚烫的。苏伯伯他们也算是让这小闺女折腾出经验来的，先给孩子试了试表，三十九度八。接着就各自穿戴妥当，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的裹把严实了，带着孩子用的小被子小褥子往医院赶。苏伯伯说头天刚下过雪，有些地方很滑，他们两口子也没敢骑车。抱着孩子一溜小跑的就往医院跑。那医院离苏伯伯家有个一两站地，就是厂里的职工医院，二十四小时都有大夫值班。
一赶风风火火的到了医院，给孩子打上吊针已经是十一点多了。苏伯伯他们两口子守着孩子，在专门打吊针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个地方我也有些印象，洋灰地面，高高的屋顶，有许多坐着打针的木头躺椅。同在那个大屋里打针的还有一个病病怏怏的小男孩，他父母和奶奶在旁边照顾着他。苏伯伯说他没在厂里见过他们，跟他们攀谈听口音应该是外地或者农村的。
正巧的事，那天苏伯伯他们碰到了他们很好的一个朋友，是这职工医院的护士。我父亲当时还插话说她也认识，是一个很健谈的高个中年女人，认识她的人都叫她韩姐。
这韩姐看见苏伯伯一家在这打针，于是就攀谈起来。聊了一会儿，韩姐看了看表说：“我今天上的中班，一会就到点儿下班儿了。你两口子也别都在这儿看着了，留一个就行了。明天正好我早班，还得过来。这么着吧，诊疗室那边有张床，软软活活的比这里强，我给值班的说一身带孩子去那边打吧。”
苏伯伯也觉得这是好意，两家人又都很熟了，就叫自己老婆回去睡觉了，自己带着孩子跟着韩姐去诊疗室打针。那个诊疗室是内科一个平时不大用的房间，人多的时候或者是急诊忙不过来时才用的一个，很干净。对着窗的就是一张大夫用的写字台，西墙上放着一个贴厨子，那个平时检查病人用的单人床就和橱子并排靠墙放着，对着门口还有个白色的屏风。
在诊疗室挂上吊瓶，安顿孩子躺下后韩姐又说：“其实我让你过来打针还有个原因，刚才和你在一个屋里打针的那个小男孩得的可能是脑膜炎(也就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我怕他在传染给咱孩子。这里虽然离着大夫值班睡觉的地方远点可僻静也挺舒服，你爷俩就在这儿打吧，我走了。”
于是苏伯伯就关了灯，在诊疗室拽过一个凳子趴在小闺女躺着的床边休息了。据苏伯伯回忆说，大约睡到后半夜，他突然的就醒了，是生生的从梦中惊醒的。因为他发现自己趴着的这个铁架子床开始一前一后的晃了起来。他下意识的去看躺在上面的小闺女，以为是孩子冷。可孩子盖着自家的小花被子，呼吸一起一伏的正睡着呢。他又用手往孩子身上摸，确定不是孩子在抖。那床就是那样一前一后的晃，苏伯伯给我形容的很仔细，是从靠墙的一侧往苏伯伯趴着的这一侧晃动的，一下一下的轻轻发出铁器摩擦时特有的嘎吱嘎吱的声音。
苏伯伯当时就寻思，这也不是地震，怎么这床晃得这么厉害。他当时就坐在床边，撩开床单向床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有。他索性就用两只手使劲的按住那铁架子床，经他这么使劲儿的按着虽然床当时看着是不晃，可苏伯伯按床的两只手竟然还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就那么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的使劲。苏伯伯那么壮的一个人，竟然不能让它静止不动。
这时候外面就又开始下雪了，外面白花花的雪纷纷扬扬的落在地上，外面静的出奇，除了诊疗室的床发出的轻微嘎吱声。一直这么用力按了有五六分钟以后，他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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