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后来分析，那两个鬼子可能还有同伙在附近，贸然冲出去只会惹来更多的鬼子。三架“零式机”夜里追出来，又反常地放过我们，搞不好在喜马拉雅山里有什么名堂。我先是吃惊，然后疑惑地问难道鬼子已经到雪山里搞空军基地了，这还了得!胡亮忙说这倒不可能，喜马拉雅山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鬼子就算有机会建空军基地，谅他们也没那本事。
张一城烦道：“这不可能，那不可能，那你说日本鬼子在雪山里干什么?”
我看韩小强脸色不太好，于是说：“那就当我们大发慈悲，先放过那两个鬼子，当务之急要找到出路，走出这里。”
韩小强也同意道：“走出雪山要几天的时间，那还是在不迷路的情况下。只要到西藏有人烟的地方，我们才算比较安全。”
我悲观地想，这话说得轻巧，谈何容易。虽然我们都有指南针，但雪山阻隔了直线的去路，很多时候必须绕弯路，或者翻过高耸的雪山。这还不算上大风雪，以及神出鬼没的雪山野兽，如果遇到较强的风雪就寸步难行了。而且我们没有爬雪山的专用工具，真的要走出去少说一周，多则半个月。争执片刻，疲惫不堪的我们决定今晚在C-47残骸里休息，这里能挡住风雪，起码比在雪地里露宿要强。
另一架飞机坠在附近，我本想现在去把战友们的尸骸找出来，好好地安葬。可胡亮建议明早再去，现在大家受了伤，又很累了。雪山上有太多未知的地方，在夜里行走太危险，必须等明天早上才能走出C-47残骸。韩小强挺担心我们的C-47会被雪埋住，就如同我刚才发现的那架残骸，但那架残骸留在雪山很久了，一晚上的雪肯定不能将C-47全部埋住。
要过夜就得有火，我们手里有酒精和汽油，以及打火机，不过没有燃料，要烧火取暖如同无米之炊。为了保暖，我们把能穿的都穿上，然后打算围在一起睡觉。大家精神高度紧张地在空中飞了几小时，又在跳伞中受了伤，坐下后谁都不愿意再起来了。格雷的神秘消失让我无法释怀，总觉得死不尸的话，那他一定还活着。格雷死守最后一刻，不肯提前跳伞，难道飞机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离开。
飞机上具体有什么东西，我们谁都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有八个大油桶而已。那些油桶是空的，我们要飞到设在印度的空军基地，运输八桶高辛烷值汽油，还有其他抗战物资。可我再一数，八个油桶只剩七个了，还有一个已经不翼而飞。随后，我又想飞机坠落时，舱门已经打开了，很可能油桶掉出去了。当然，格雷的尸体不可能掉出飞机，因为当时驾驶座有安全带绑着。
听到我的推论，胡亮又勉强地站起来，把其余七个油桶都放正。我们的油桶不仅有个圆口，还能直接拆掉上面的大盖子。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赶时间，如果遇到日军空袭，你还慢慢地从圆口里注入航空燃油，皇帝和太监都会急死。张一城懒得看油桶，少就少了，何必费神去追究，现在又不可能有上级骂我们。韩小强身体不舒服，站不起来了，只好靠在后舱静静地看着。
当我和胡亮把第七个油桶扶正时，明显感觉到油桶不是空的，里面装了很重的东西。飞行时，油桶曾散落，后来被我们重新捆好。这个油桶很重，不容易滚动，那时肯定还好好地立在后舱内。可搬运货物上飞机的人总该发现油桶不是空的，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上头有批示了，看来里面的东西是机密。
现在我们坠到雪山上，哪管油桶里有没有机密，必须打开来看一看，不然怎么把机密带出去。张一城听到油桶里有东西，拍了拍屁股又站起来，想要一饱眼福。在紧张的氛围里，胡亮用军刀撬开油桶盖子，很快地，嘣的一声盖子就掉到地上去了，一股浓烈的臭味随之喷涌而出。我蛮以为是什么先进武器，打开一看就失望了，但仍觉得不可思议。里面装了一个日本鬼子，身上穿着日本空军的制服，可人已经死了，而且有臭味了。
张一城骂骂咧咧：“操!谁把鬼子装油桶里了，难怪我们坠机，原来沾了晦气!”
我满头雾水，问大家：“现在情况特殊，有话就直说，不要藏着掖着了。你们有谁知道，这个鬼子是谁放进油桶里的吗?为什么要把他运上飞机?”
可其他三人都摇头，胡亮还说：“除非上头疯了，不然绝不会运一具日本鬼子的尸体，这有什么好机密的!”
韩小强还坐在地上，看样子很难站起来，他对我们说：“如果没人批示，尸体不可能运到我们的飞机上。当时是谁把油桶抬上来的?”
这一问，我们面面相觑，上飞机前端油桶的人除了同飞的几个兄弟，那就只有四个人了——我、胡亮、张一城，还有美国人格雷。八个油桶都长得一样，现在又丢了一个，谁都不记得自己当时运的是哪一个。我想起韩小强喊过一句日语，马上怀疑是他干的，可他那时没碰过一个油桶，最不可能的人就是韩小强。
打死鬼子在那时很光荣，没必要这么神秘，说出来还会被表扬。我不愿意怀疑谁，如果不想说那就不说，也许是另外几个兄弟端上来的。可我怎么都想不通，干嘛运一个日本人的尸体，难道这个人很特别?我看尸体身上的军服，应该是一个副驾驶，可惜衣服上都被刮得花花的，尸体上也没有别的东西能证明具体这鬼子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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