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旁有一个装CD的高架子，我将CD一张张抽出来查看。前面几张都是程序盘，其他CD上则写着“格林菲尔德”或“洛佩兹”的字样，然后——我找到了。
这是一个闪亮的粉红珠宝盒，盒子正面公公整整地写着“NAMBLA，2004年9月”。
“NAMBLA”有可能是一个不常见的讲西班牙语美国人的名字，但它也能是“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的缩写。这个“美国男人/男孩爱情协会”是一个态度暧昧但坚定支持恋童癖的组织，它让有恋童癖的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正常，并以此来帮助他们保持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那倒是——吃人肉和强奸也可以算完全正常，可说实在的，真是不应该。
我拿起这张CD，关了灯，重新溜回到黑暗中。
我回到家后仅仅用了几分钟就发现这张光盘其实是个推销工具，估计是带到某个NAMBLA聚会上，有选择地分发给几个特殊的吃人妖魔。光盘里的照片经过特殊处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很像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老色鬼常常翻阅的图片卡。每张照片都特意经过模糊处理，让你看不清细节，只能发挥想象力。
啊，有了：其中几张就是我在麦格雷戈的游艇上发现的那些照片，只是经过了专业裁剪和编辑。于是乎，虽然我并没有发现那双红色牛仔靴，我记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能够满足哈里的准则。雷克尔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人。我的心头回荡着歌声，嘴角挂着微笑。我慢慢走到床边，快活地想着我和雷克尔明天晚上要做的一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晨稍微睡了个懒觉，然后在附近跑了一会儿步。我冲了个澡，美美地享用了早餐，然后动身去买一些必需品——一卷新的塑胶带，一把锋利的片鱼刀——都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由于黑夜行者伸着懒腰刚刚醒来，我在一家牛排屋前停了车，准备享用已经过了点的午餐。我要了一份一磅重的纽约牛排，当然要的是熟透的，不能有一点血丝。吃完饭后，我再次开车经过雷克尔家，想看看那地方白天是什么光景。雷克尔正在给草坪刈草，没有穿那双红靴子。他光着膀子，除了骨瘦如柴外，还显得皮肤苍白、软弱无力。没关系，我很快就会给他身上添加一点色彩。
这一天收获颇丰，令我心满意足，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前的一天。正当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心旷神怡之时，电话响了。
“下午好。”我冲着电话说道。
“你能来这儿一下吗？”德博拉说，“我们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
“什么样的工作？”
“别犯傻，”她说，“快点过来。”然后她就挂了电话。这让我大为恼火。首先，我对什么狗屁扫尾工作一无所知；其次，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是个傻瓜。你说我是恶魔，那没有错，我当然是个恶魔，但总的来说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很有教养的恶魔。最为恶劣的是她居然那样挂了电话，居然认定我听到她的命令后一定会浑身发抖，一定会对她惟命是从。瞧她那脸皮厚的！不管她是不是我妹妹，不管她是不是会对我动粗，我从来不会被任何人吓得发抖。
但我还是听从了她的命令。“叛军”宾馆离我家不远，但我在路上却比平常多花了点时间，因为现在是星期六下午，椰林区的每条街都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漫无目的的行人。我的车慢慢在人群中爬行，我生平第一次恨不得一脚将油门踩到底，冲向这些四处游荡的家伙。德博拉已经彻底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我的这种心情并没有因为见到她而有所改观。我在“叛军”宾馆顶层敲响房门时，她开了门，脸上一副正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表情，那模样很像一条脾气不好的大鱼。“进来。”她说。
“是，主人。”我说。
丘特斯基坐在沙发上，仍然没有英国殖民者的派头——可能是因为没有了眉毛的缘故，但起码看上去已经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念头。这么看来，德博拉的康复计划显然进展顺利。他旁边的墙上靠着一根丁字形金属拐杖，而他正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旁边的茶几上还摆着一盘丹麦酥皮饼。“嗨，兄弟。”他大声喊道，那只没有了前臂的胳膊挥动了一下，“拿把椅子过来。”
我端过来一把英国殖民时期风格的椅子，坐了下来，顺手往嘴里塞了两块丹麦酥皮饼。丘特斯基望着我，那副架势像是要不让我吃，可说实在的，吃他们几块酥皮饼算得了什么呢？我毕竟冒着落入鳄鱼口中的危险，在遭到孔雀的攻击后将他救了出来，现在又牺牲了属于自己的星期六来干天知道是什么可怕的活。我当然有权享用一个酥皮饼。
“好吧，”丘特斯基说，“我们得想一想亨克尔躲在哪里，而且要快。”
“谁？”我问。“你是指丹科大夫？”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亨克尔。”他说，“马丁·亨克尔。”
“我们非得找到他吗？”我问。一种不祥之感开始笼罩我的心头。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要看着我说“我们”呢？
丘特斯基哼了一声，仿佛他认为我是在说笑话，而他听懂了我的笑话一样。“没错，”他说，“你想他会在什么地方，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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