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迪和阿斯特太小了，还不理解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坐在后座好像很享受，甚至在我们每次抢了别的车的道、被别的司机粗鲁致意的时候，会齐齐伸出小小的中指予以回敬。
在美国一号公路上有三辆车出了事故，让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我得以不必死命憋着气才不至于尖叫起来，于是我开始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赶着去看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她。
“跟其他人一样，”她说，“烧焦了，而且尸体的头不见了。”
“你肯定那是科特·瓦格纳吗？”我问她。
“我能证明吗？还不能。”她说，“我肯定吗？太他妈肯定了。”
“为什么？”
“他们在近处发现了他的车。”她说。
我一般正常情况下都能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头颅另眼相看，也知道该去哪儿找到它们。但现在，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情况都不再是一般正常的了。
“这实在没道理，你知道。”我说。
德博拉哼哼着，手掌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可不是嘛！”她说。
“科特肯定是杀了别的受害者的人。”我说。
“所以，是谁杀了他呢？他的上级？”她说，趴在汽车喇叭上，逆行了一段，超过别的车。她闪过一辆公共汽车，加大油门，又把其他的车甩下去50码，直到把堵车的部分都超了过去。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忘了喘气，而且想着我们将来肯定都会死的，所以即便今天被德博拉整死又有什么分别？不过这么想不是特别管用，只能让我不喊出来，不从窗户跳出去，一直坚持到德博拉把车又开回了正确的道路上。
“真好玩，”阿斯特说，“能再来一遍吗？”
科迪兴奋地点着头。
“而且咱们可以拉响警笛，”阿斯特说，“你干吗不用警笛呢，德比警官？”
“别叫我德比，”德博拉飞快地说，“我不喜欢警笛。”
“为什么？”阿斯特追问。
德博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用眼角瞥着我。“挺正常的问题。”我说。
“太吵了，”德博拉说，“现在让我专心开车，好吗？”
我们默默地开到了格兰特大街，我只好独自思索这一切。可我想不出什么，除了有一点。
“如果科特的死只是偶然呢？”我说。
“即便是你也不会这么想吧。”她说。
“可是如果他在逃，”我说，“也许他想从哪儿搞到假身份证结果搞砸了，或者在乡下被抢了。在那种情况下，有足够多的坏蛋能让他给撞上。”
的确不大可能，即便对我来说。但德博拉还是想了几秒钟，咬着下嘴唇，甚至无意间对着一辆彬彬有礼地驶出饭店的面包车按了按喇叭。
“不，”她最后说，“他被烧焦了，德克斯特，跟前两个一样。别人没可能照搬。”
我再次感到空虚的内心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是黑夜行者曾经待过的地方。我闭上眼睛，想搜寻一点我那昔日永恒伴侣的遗迹，可是一无所获。我睁开眼睛，正好看见德博拉加速绕过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
“人们会看报纸，”我说，“总是有些人会模仿杀人的。”
她又想想，然后摇摇头。“不，”她最后说，“我不相信巧合。像这件事不可能。煮熟、砍头一起来，这只是巧合？没门儿。”
希望又一次彻底破灭，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她大概是对的。砍头、烧焦的确不是通常意义的大老粗杀人法，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做的，只是照头上来一下子，在脚上绑上重物，把你丢进大海。
所以，我们赶去看一具我们肯定是个凶手的家伙的尸体，他被用他杀别人的同样手段给杀死了。如果我是以前的我，我肯定会很享受着这完美的讽刺性，但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则不如说更是对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的又一恼人挑衅。
但德博拉没给我时间去自寻烦恼、怨天尤人。她钻过椰林大道中心区的繁忙车流，开进了拜佛林特公园旁边的停车场，从那儿能看见熟悉的马戏团。三辆警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卡米拉·菲戈正在一辆被撞毁的红色吉优车上取指纹——那大概是科特·瓦格纳的车。
我探出头看看四周。尽管没有声音在耳边低语，我也立刻看出这场面有些不对头。“尸体呢？”我问德博拉。
她正要朝游艇俱乐部走去。“在岛上。”她说。
我眨眨眼，下了车。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岛上的尸体，我脖子后面的汗毛就竖了起来，我望向水面想找到答案，但我所看到的只是午后的微风吹过松柏，吹进我空空的内心。
德博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来啊。”她说。
我看看后座的科迪和阿斯特，他们俩正使劲要解开纠缠的安全带想要下车。“待在这里，”我对他们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去哪儿？”阿斯特说。
“我得去岛上。”我说。
“那边有死人吗？”她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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