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维拉，”她谨慎的说，“有人设我的套，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但是我会找到可疑的人，不过，即使巴特莱·郎奇敢这样伤害我，但有一件事我敢肯定：他绝不会伤害马修。埃尔维拉，幸亏有那些照片，多亏有了它们，我会找回马修的，那些照片会证明有人在扮我，证明有人非常恨我，偷走了我的小孩，现在又在偷我的身份……”
一阵沉默之后埃尔维拉说：“桑，我知道一家很好的私人侦探所，如果你没有钱付账，让我来，如果这些照片是伪造的，我们找出谁是幕后主使。等等，我先纠正一下，如果说这些照片是假的，我绝对相信你，但是我觉得无论谁对你做出这样的事，都过火了，我想你那天晚上去圣方济各是给圣安东尼像点蜡烛的吧。”
“我去……哪儿?”桑不敢问。
“上个星期一下午5点半到5点45分之间，我顺便到教堂捐那笔曾向圣安东尼像许过诺的款，发现一个人一直盯着我的朋友艾登神甫，我有点担心，所以今天早上我查看了监控录像，看他是不是艾登神甫认识的人，纽约很多人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未雨绸缪总没有错，那天我没有在教堂见到你，却在监控录像上看到你，你进教堂几分钟后就离开了，我想你是在为马修祈祷吧。”
星期一下午5点半也许是5点45分的时候，我决定步行回家，桑想，我径直回家了，我的确去了31号或是32号街，但是走到那里的时候我感觉累了，后来就打车回家了。
但我没去圣方济各小教堂啊，我知道我没有。
难道我去过吗?
她意识到埃尔维拉还在说话，邀请她吃晚饭。
“我会去的，”桑答应了，“6点半。”她将电话放在电话座上，将头埋进手里，我再次暂时性的丧失意识了吗?她问自己，我疯了吗?我绑架了自己的儿子吗?如果我绑架了他，我对他都干了什么?
如果我连不到48小时的事情都忘记了，我还会对别的什么失去意识?她绝望地问自己。
18
当初，比利·柯林斯警探做卧底的时候，经常被人当成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他身体消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瘦骨嶙峋的脸，稀疏发白的头发，哀伤的眼睛，很容易被毒贩当成买毒品的瘾君子。
现在，尽管他调到了中央公园分局，穿西装、衬衫，打着领带来上班，举止温和、谦让，但第一次见到他的人还是觉得他非常不起眼，不像那种很聪明的人。
许多重罪涉案人员也这么认为，他们常被比利例行公事的问题欺骗，似乎会在脑海里接受自己犯罪的事实，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严重的错误，42岁的比利有着极其敏锐的头脑，就算只有细微的信息，他也能立刻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判断。
比利的个人生活很简单，尽管经常哭丧着脸，但其实挺有幽默感的，很会讲故事，对妻子艾琳非常忠诚，两人在高中的时候就约会了。他说她是世界上唯一认为他是帅哥的人，这也是他永远爱她的原因，他的两个儿子很幸运，长得像他们漂亮的妈妈，都在福特汉姆大学念书。
差不多两年前，911的电话打过来说有一名三岁的小孩在中央公园失踪，而比利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他心情沉重地赶到那儿，对他来说，警察工作最让他难受的地方就是处理儿童死亡或者失踪案件。
那年6月的一天，夏日炎炎，保姆蒂芬妮·希尔兹在那歇斯底里地哭诉，她在婴儿车旁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马修不见了，公园的每一寸草皮都被搜过，也询问了附近的游客，那对离婚的父母先后来到。身为父亲的特德·卡朋特在听说希尔兹睡过去后几乎要揍她，而母亲桑·莫兰徳出奇的冷静，比利认为她是吓傻了，尽管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一点马修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站出来声称有可能见过马修被人带走，但是这位母亲一直保持那种冷漠的态度。
现在距案发差不多两年了，比利·柯林斯还将马修一案的档案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最上面，两位父母解释过孩子失踪的时候他们在哪儿，他小心地查证了这些口供，都得到其他证人的证实，他问及两人是否有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仇家，以至于会做出绑架孩子的举动。桑·莫兰徳迟疑地透露，她的确想到了这么一个“仇人”，他就是著名的室内设计师巴特莱·郎奇，而郎奇却矢口否认，斥责有人认为他绑架前雇员孩子的想法实在荒唐。
“桑·莫兰徳的口供证实了我对她的所有看法。”郎奇对比利说的时候，语气中满是愤怒和厌恶：“首先，她将其父母的死归罪于我，因为如果他们不去机场接她的话，她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在家，这样就不会发生车祸。然后她又告诉我，就因为她为我做事，所以不能经常去看她的父母。现在她又跟你说我绑架了她的儿子!警探，你算是帮自己一个忙。别将时间浪费在这种地方了，无论那个可怜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都是他那个精神错乱的母亲干出来的。”
比利·柯林斯听着，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据悉，巴特莱·朗奇之所以对桑·莫兰德火冒三丈是因为她成了他的竞争对手。但是比利很快认为，朗奇和莫兰德跟小男孩的失踪没有关系。他真心地相信桑是一名受害者，一名伤得很深的受害者，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找回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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