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僵硬了，”我失望地说，“我们必须将咬肌切断。我要看看舌头的解剖位置，再检查后咽喉。但我不能肯定，或许我们做不到。”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上装了一片新刀刃。“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确定她有没有咬舌。”
几分钟后，我发现埃米莉曾咬舌。
“她的舌头边缘部分有咬痕，”我指出，“你能不能量一下?”
“八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
“出血部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深。看来她咬了不止一次。你有何看法?”
“我看也很有可能如此。”
“由此判断，她临终前曾经癫痫症发作。”
“或许是头部的伤势造成的。”他说着去取相机。
“有可能，但为什么脑部状况却显示她中弹后存活时间并不久，不足以出现癫痫症?”
“我猜我们拥有无法回答的同一问题。”
“没错，”我说，“真令人费解。”
我们将尸体翻过来，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引发这次开棺验尸的斑痕。验尸照相人员已到达，并架好了设备。整个下午，我们拍了无数卷照片，有红外线、紫外线、彩色、高反差、黑白，等等，还加装了许多特效滤光镜与镜头。
接着，我从医事包中取出六个黑色的环，那是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制成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制造水管和下水管道的那种材料。每隔一两年，我就会找一位认识的牙科法医帮我锯这种八分之三英寸厚的环，打磨光滑。幸好，我无须经常使用这种古怪的装备，因为从尸体上移除人类的咬痕或其他的印痕的机会很少。
我决定采用直径三英寸的一个环。我用技工的冲压机在环的两侧压出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编码和身体部位。人的皮肤如画家的画面般有弹性，所以在割下埃米莉左臀部那个斑痕后，为了使其结构维持原状，还得补上一些稳定基质。
“你有没有强力胶水?”我问詹雷特医生。
“当然。”他拿了一管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请拍下每一个步骤。”我对摄影人员说。那是一个瘦小的日本人，一直动个不停。
我将环摆在斑痕上，先用强力胶水将它初步固定在皮肤上，再用缝合线彻底固定。随后我将环的周围组织割开，整个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期间，我一直在推敲这块斑痕有何意义。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还有一个不完整的奇怪褐色污点，我相信那是某种图案的印痕。然而无论用拍立得从多少个角度观察，我都想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图案。
摄影人员离去后，我和詹雷特医生通知殡仪馆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简单地认为这个礼盒中应该是小女孩一个心爱的玩具或玩偶。
“她什么时候放的?”我们快步走向旅馆的停车场时，马里诺问。
“就在葬礼之前。”我回答，“你带汽车钥匙了吗?”
“带了。”
“那就由你来开车吧。”
我头痛得要命，只能将之归因于福尔马林的呛鼻味和无法吃饱睡好。
“有没有收到本顿的消息?”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前台应该有一大堆你的留言。”
“我直接去了你的房间。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留言?”
“前台服务员原本想拿给我的。他觉得我们两个人中我看起来更像医生。”
“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像个男人。”我揉揉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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