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诚,我和杨一样,也希望你不要忘记—件事。”
“什么事?”
小林望向正前方说道:“对于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人来说,被选中当研修生,就和中彩票一样幸运。就像杨说的那样,工会或许是从贫穷的人那里掠夺了一些东西。但是,从事艰苦工作的研修生只要坚持工作到最后,就可以存下一大笔钱回国。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在中国农村工作二三十年赚的钱。因此,来日本做研修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和小郭一样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剩下的二百四十九人是没有任何罪过的,不能因为小郭—个人而把其他所有人的梦想都毁掉。我也不认为我们工会做的事情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此,请一定不要忘记剩下的研修生。”
从高楼大厦吹过来的春风轻轻地飘过广场。每年都能享受到这样的春风的洗礼,对我来说已经很幸福了。一想到有的人要用三年的奴隶劳动赚取一生的工资,我突然觉得,不论是我还是池袋这地方都算不上贫穷。不过,或许我们拥有的也仅有这么一点,即被富裕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娇惯出来的娇气。
“好,好,知道了。我暂时还是站在小林这—边的。”
听我说完,小林扑哧一笑。
“那个姓杨的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过度地宣扬什么自由、平等、人权。他一定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了。”
不仅东龙的老板中了走资派的毒,就连住在中国内地偏远山区的人也中了这种毒,而且毒素已经渗透到骨髓中了。在如今的地球上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本来想这样对小林说,但我最终没有说出来,而是问了一个问题。
“对了,小林,你是哪里人?”
小林对这个问题感觉很意外,以至于他的表情一瞬间凝滞了,就像死机的电脑显示屏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不过从法律上讲,我现在是日本人。因此,我究竟算是哪里的人,自己也不太清楚。我的血液中仍然流淌着故乡的土、水和空气,这三者密不可分地混杂在一起。像这样系着领带、穿着西装坐在城市次中心地区的公园里,我有时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海市蜃楼。”顾问用非常标准的日语回答道。我从流畅的标准日语背后感觉到某种冰冷的寂寞。这个男子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认同自己的工作,只是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才不得不这么做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工作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明白了。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小林从长凳上站起来,挺直了腰板。“必须再给东龙施加一点压力。晚上我再联系你,阿诚,请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我回答说明白了,然后从过午的西口公园走路回家。在池袋的各个街角,到处都像烟花似的飞散着汉语。
自己出生的街道变成了China Town,感觉还是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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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水果店,开始了看店的工作。
我在店铺的CD机里放了一张非常适合小林的碟。《神奇的满大人》,是巴托克(※巴托克·贝拉·维克托·亚诺什(匈牙利文: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1881.3.25-1945.9.26),生于匈牙利的纳吉圣米克洛斯(今罗马尼亚境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同时也是钢琴家、民间音乐学家。)的舞剧。一首曲子只有三十分钟,因此不太擅长听古典音乐的人或许也可以尝试着听一下。
不过它的故事就比较恐怖了。讲的是三名恶徒让年轻的女子去引诱男子,被他们选中的是穿着奇异服装的中国官员。被引诱到房间里的官员全身被脱得精光,然后被男子们在肚子上刺了三刀,却没有死掉。后来官员的脖子被吊到枝形吊灯上,还是没有死掉,真是不死之身。最后他在年轻女子的臂弯中断了气。这种不死的能力就像在金融危机中仍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今日中国,感觉既恐怖又有意思。
我觉得这张CD就像一部极度诡异的电影的音轨,我一边重复听了好几十遍,一边思考。我想着叫郭顺贵的虚幻女子和腹部被捅了好多刀都没有死去的杨峰和林高泰。研修生们憧憬着黄金之梦,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但只能往返于工厂和宿舍,无法看到这个国家的其他东西,三年后他们带着一本存折回到自己的祖国,不知道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多愁善感的情绪涌了上来,我失神地望着西一番街的人行道,这时老妈喊道:“你怎么垂头丧气的?不好好看店可不行!你板着一张不景气的脸,怎么可能会有客人上门呢?”
或许正如老妈说的那样,我也不会想从满脸愁容的自己这儿买麝香葡萄的。
“我错了。老妈,给你一个好提议,下回你再招看店的伙计时,最好招非法就业的中国人。”
老妈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据说他们只需要我薪水的一半,却能干三个人的活。”
“敌人”抿嘴一笑,说道:“知道了。既然有这么优秀的看店伙计,快点给我带过来。”
丰岛区又增加了一个失业者。为了给老妈展现我的干劲,我把巴托克的音乐换成AM收音机,开始店内的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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