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事报》未收到十二宫信件之前，托奇一直将史坦恩一案当作又一起大城市持枪抢劫案加以调查。或许凶手故意这样误导警察，但也可能史坦恩就是凶手预谋好的受害者。
即使对托奇和阿姆斯特朗这样经验老道的侦探而言，劫持计程车司机的谋杀案件也是最棘手的。通常凶手会在漆黑的夜里将司机带到一个偏僻荒废的地方，大部分时候以枪击头部的方式作案，且多留下紧密接触性枪伤，因此没人听得到枪声。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托奇，在计程车内很少能找到物证。通常，袭击者只会在进出计程车时触碰车门内把手，而留下的都是模糊不清、用处不大的指印。
或者你的发现恰恰相反。在计程车内，车门边框或侧镜上可能会有5处完好可用的指印，却大多是由在此之前的乘客或计程车公司的员工留下的。
托奇告诉我：“为计程车凶杀案寻找证据，要么会收获颇丰，要么就一无所得。在食品杂货店里行凶时，凶手通常会购买或拿起一罐可口可乐、啤酒或是一盒曲奇饼干、一瓶烈性酒，那样的话至少会留下隐性指纹。有时凶手为了抢取全部现金，慌乱中会留下一处对破案大有用处的指纹，甚至还会触摸到柜台。而在大部分计程车谋杀案中，物证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你得坚持不懈地侦查下去，”托奇对我说，“还得有运气。”
后来，在瓦列霍，我向负责菲林案件的侦探姆拉纳克斯询问了计程车一案中的指纹问题。
姆拉纳克斯说：“在我看来，他们获得的隐性指纹未必就是十二宫留下的，有很多疑点。你在车身上刷一些显粉，当然就会得到一些隐性指纹。但这并不意味着指纹的主人就是凶手。”
犯罪调查实验室的调查结果显示，凶手只在史坦恩的车内开了一枪。除了在尸体旁的地板上找到的一个9毫米的弹壳之外，再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弹孔和弹头。
托奇从史坦恩的雇主和同事那里得知，史坦恩通常将收取的车费放在钱包和口袋里，更常用的是口袋。史坦恩的妻子透露，史坦恩在早晨离家工作的时候身上仅有3到4美元。他通常将收取的车费和小费放在一起，换班的时候再将它们分开。
警官又组织了一次会议，到场的只有专业警察，没有巫师、神秘学家和占星学家。
当三个小时的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李说：“这次会议并没有太多进展，我们没能离凶手更近。”
会议结束的时候，侦探们记录下一条信息，所有的十二宫谋杀案都发生在周末。
接下来便要对全加州的枪贩进行艰难查访了。为了对照十二宫笔迹，侦探们将迄今为止收到的十二宫信件上的字迹和枪支登记表上的签名仔细地进行比较。尽管当年早些时候新的联邦枪支法律已经生效，但是仍有许多枪贩在男性杂志上刊登广告，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出售国外制造的枪支。
与此同时，纳巴郡的武装警卫、志愿者、下班后的教师、司机和消防队员依然守护在校车上。
1969年10月22日，星期三
凌晨2点，奥克兰警察局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接线员拿起电话，顿时怔住了，电话彼端传来一个男性的声音：“我是十二宫。”
“我想和F·李·佰利”联系……，如果联系不上佰利，那就联系梅尔文·贝利……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个出现在7频道的脱口秀节目里。我到时候会打电话过去。”
如果说有谁可以和波士顿刑事犯罪律师F·李·佰利媲美的话，那就非“民事侵权案之王”梅尔文·贝利莫属了。满头银发，巧如舌簧的贝利拥有令人羡慕的风采和财富。震惊之余，奥克兰警察局立刻联系马蒂·李，李接到消息之后立刻通知了托奇和阿姆斯特朗。两小时不到，李就给住在电报山蒙哥马利街1228号的贝利打了电话，贝利很快就接受了请求。之后便是和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姆·顿巴进行商谈，安排贝利出现在当天早晨2小时的节目里。通常顿巴会邀请观众拨打电话一起讨论当天的话题，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早晨，他希望他的粉丝可以将电话线路空出来好让凶手联系上贝利。
节目通常在早上7点开始，但那天却提前了半个小时。贝利和顿巴面对面坐着闲聊了起来，其间穿插着一些广告。
和成千上万名观众一样，我也在观看这场KGO电视台的脱口秀。我期待能够最终听到十二宫杀手的声音。
7点10分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
铃声是在播放广告的时候响起的，电话几乎立刻就被挂断了。线路那端传来的声音游移不定。
电话铃第二次响起的时候是7点20分。
以下便是对话内容。
贝利以其在法庭上的动情姿态恳求自称十二宫的杀手给出一个吉利点的名字。
“山姆，”电话那端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我们怎样、在哪儿才能见到你呢?”贝利问。
“到费尔蒙特旅馆的楼顶见我。”他说。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说：“不许其他任何人随行，否则我就跳下去。”
山姆挂断电话后又打过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了2个小时。山姆总共打了35个电话，但从电台中听到的只是其中的12个。最长的一次打了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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