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支道，何雪减慢车速，趁着尾随的警车看不见自己，在第二个巷口，又把车拐入巷道中十余米处静候，她决定孤注一掷、摆脱追兵。
桑塔那警车转入支道后，正前方见不到嫌疑犯的轿车，只好放慢车速前行，依次查看路边的每一个巷道。
警车刚刚行驶到第二个巷口，标致车带着震耳的轰鸣倒退着冲出，“哐当”一声巨响，标致车的尾部狠狠地撞在警车左侧的后门上。桑塔那警车顷刻侧翻，二名警察被困车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标致车消失在支道的尽头。
几分钟后，二人才费力地爬出倒扣的警车，急忙用对讲机呼叫同伴。
次日，潘荏嵩获悉秦盛在KTV中，被一名女嫌犯盗走钥匙和车辆，心中忐忑不安，料定是那名女记者在追查这位大桥项目的监理。他左思右想、放心不下，立即给自己的朋友拨通电话，语气中充满焦虑，“那名女记者还藏在本市，现在她盯上秦盛了，我估计彭大富在大桥工程上有啥漏洞的话，监理全都知道。”
对方大声劝他放宽心，“何雪已涉嫌袭警，又是逃犯，全市的警察都在追缉，两三个月内，她是绝不敢露头了。”
“你能不能派人盯住秦盛?要保证她无法接触监理，我才放心。”潘荏嵩仍心有余悸。
“不行，省人大即将召开，上面指示我们去省城布控，确保人大会场外不出意外。”
“是该如此。”潘荏嵩点点头挂断电话，思忖自己要尽快见秦盛一面，也好探清对方的底。
李国军携带数十名经侦科和治安科的干警，奉命穿便衣赴省城布控，预防何雪或其他遇难者家属，在人大会议期间，做出过激行为。
临行前，局领导严肃告诫众人，“这是政治任务，不能出丝毫差错。”
对于“政治任务”一说，不成为文的规则是，泛指有关政府声誉的事项，比如影响面大的运动会、节日庆典、每届的两会、大的民生工程，等等。因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早已被公认消亡，“政治任务”本身已经没了敌对方，政府机关继续和习惯用“政治”来提高“任务”的重要性，唯一的目的，就是赋予“任务”两项特权，一、不计成本;二、藐视法律。
维护政府声誉的执行“政治任务”者，在行动中可以随意突破成本和法律的制约，听起来似乎很可怕，其实，习惯后，也就觉得自然而然了。比如，不少人都经历过的事实，当省人大的车队通过十字路口时，可以突破红绿灯的限制，执行的交警反而肆意阻止其它正常行驶的车辆。
但是，在法庭调查和司法审判上，从来不会出现违背或触犯“政治任务”一说，只针对违法行为量刑。
李国军一行众人身着便衣，当然不是因为顾及法律、保持低调，而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治任务”。
对于何雪或其他叫屈喊冤者而言，希望借着人代会议引起共振，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因为要面对阻扰他们的“政治任务”。即便如此，每届人大会议期间，都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到人大会场外鸣冤。
由于省政府礼堂所能容纳的人太少，人代会的开幕、大会表决、闭幕的主会场，照例在省城最大的歌剧院举行，这几日的早九和晚五，从代表集中居住的几家宾馆到歌剧院，全程实行交通管制。
歌剧院坐落在省城的中心广场北侧，正对面是全省最大的金鼎商厦，虽然楼高只有五层，每层的营业面积却有二万平方米，为了疏导人流，共有40部扶梯、8部电梯，从一楼通至顶层。
在代表们汇聚主会场的白天，李国军让手下的人分散在进入中心广场的各条路口守望，自己领了一名随从，登上广场东侧二十五层高的办公楼顶，支起一架高倍望远镜，观察歌剧院和广场上有无异常情况，用对讲机与广场周边的下属保持联系。
其它时间，代表分散在各宾馆的几个会议室，进行分组讨论，李国军就把人手分散到各个宾馆的大堂蹲守。
一天、两天、一周，一直都平安无事，人大会议即将结束，李国军的心中反而生出某种失落，他既不希望何雪出现造成不利局面，又渴望借此机会能缉拿其归案。直到闭幕式前的几天，要通读和表决通过各项议案及政府人选，代表们又开始汇聚在歌剧院开会。
周六，是人大闭幕的前一天，正当李国军放松紧绷的神经，认为何雪不敢来闯省人大会时，一幕令他目瞪口呆的景象，瞬间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
一连串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将整个广场的目光，吸引到南侧的金鼎商厦前，爆竹的烟雾尚未散尽，从商厦正面玻璃幕墙上，垂下一条一米宽十五米长的白底横幅，上面有一行深红的大字，“遇难者死不瞑目，强烈要求省政府再查怒江大桥垮塌事件。”
守候在歌剧院大门外的一堆记者，纷纷转身涌向金鼎商厦前拍照，从望远镜里，李国军看得清清楚楚，暗暗叫苦不迭。他不敢怠慢，立即用对讲机通知手下，速速赶往商厦，追捕何雪、拆除条幅。
身为记者的何雪，深知在省人大会场外造势的影响力，反复思考、筹划后，最终选择了这次冒险，用义无反顾的行动，表达自己强烈的抗争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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