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福尔摩斯很快便进行了惊人的观察。他匆匆扫视一下餐厅后宣布，他能够说出在场的每个人的行当和职业。他瞟了一眼那些职业比较明显的人，指出其中有两个锯工，两个他所谓的“木材修剪工”(1)和一个机修工。
“也许我不该问，”我说。“你的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福尔摩斯似乎来了兴趣。他解释说，答案就在这些人的手上。接着，他给我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确定每个人的职业的。(2)我不想详细记述福尔摩斯的推论而惹读者烦恼。实际上，这些推论都是基于非常简单而又无可辩驳的观察。以那两个锯工为例。福尔摩斯注意到他们的左手大拇指上有明显的伤口，右手掌下沿有老茧。这些显然是使用大锯所致。因而可以断定他们的职业是锯工。
他接着说，“华生，手是了解人类性格的线索。看了一个人的手，你几乎能够了解他的一切重要情况——受教育程度是高是低，多大年龄，做什么工作，是贫是富，甚至能了解他的宗教派别。”
“你说得太过分了，福尔摩斯。恐怕你不会指望我相信看看一个人的手，就能说出他是天主教教徒或是新教徒吧?”
“为什么不会呢?”福尔摩斯笑着回答说。“这很简单。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瞧到我们邻桌的那两位列车长没有?他们是天主教教徒。这从他们的右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有小小的凹窝。那是经常捏念珠上的珠子形成的。而念珠是罗马天主教独特的神器。窗户边坐的那三位先生，”——他指指我们进来时我就注意到的几个旅行推销员——“他们也是天主教教徒，因为他们的拇指和食指上也有凹窝。”
“荒谬。你是在耍我。”
“那么，只有一种办法能够证明了。”福尔摩斯转过身去同那两位列车长搭讪起来。他说他是第一次来欣克利，想问问这镇子里有没有天主教堂。福尔摩斯又提了几个巧妙的问题，很快便弄明白了这里有天主教堂，而且两位列车长都是天主教教徒。接着，福尔摩斯又聪明地利用几个诱导性的问题了解到，那三个显然常来欣克利弊的旅行推销员偶尔也到那个教堂去。这令我大为吃惊。
我别无选择，只好向他道歉。“我严重地伤害了你的自尊心，福尔摩斯。我真不该问嗯你。”
福尔摩斯的下一句话大出我的预料。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你绝不该向我道歉，因为你是对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亲爱的朋友，我是说，所谓念珠，拇指和食指上的凹窝，全是我瞎编的。”
“那你怎么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天主教教徒呢?”
“通过再简单不过的办法，华生。早上你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出去散步。路过这里的天主教教堂时，早祷礼拜正好结束。在离开教堂的人群里我看到过这五位。”
“原来你还是在耍我，”我抗议说。我对福尔摩斯竟如此拿我当傻瓜愚弄感到非常恼火。
“不，”福尔摩斯表情极为严肃地说，“我的目的不是要使你难堪，而是要验证一条简单的经验，那就是：如果你感到有最确凿的证据使你相信某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它很可能是真的。”
这样的经验福尔摩斯后来还有更精彩的演示。
《欣克利企业报》的办公室占据着一幢正面经过假饰的下楼，离莫里森宾馆一个街区远。早餐后，我们在那里的纸堆里找到了安格斯*海。他的周围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纸张。办公室凌乱不堪，但显然又相当舒适。这使我想起了我们自己贝克街的房间。在福尔摩斯办案期间，我们的房间就是这样。
这个邋遢王国的统治者坐在一个卷盖式办公桌旁，脸上戴着遮光眼罩，手里拿着自来水笔。他大约三十岁，肩膀宽阔，五官端正，一头金发梳得整整齐齐。而且我们不久便发现，他举止不拘礼节。我们进去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开门见山地说，“我正在赶一篇稿子，先生们。以后再来吧。”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福尔摩斯不顾他的粗暴驱赶说。“我是伦敦来的约翰*贝克。这位是我的助手彼得*史密斯先生。我们非常有兴趣同您谈谈欣克利地区。”
接着，福尔摩斯递给海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泰晤士报》的标志。海的态度顿时发生了变化。
“伦敦《泰晤士报》，”他仔细地看着名片说。“哎呀，我真该死。那你们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福尔摩斯带着充满魔力的微笑很快向他解释了我们的采访任务，并不失时机地对《企业报》及该报与众不同的新闻说几句好话。
“啊，谢谢您的夸奖，”海说。他把几把椅子上的材料挪开，好让我们坐。“说吧，先生们。我该怎么帮助你们?”
在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之后，福尔摩斯谨慎地把话题转到他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莫蒂默的失踪上。海对这一问题似乎有点吃惊，但他还是做了回答。然而，在我们提到让*巴蒂斯特*勒格朗德的名字之前，他的回答没能让我们了解多少新情况。
一提到勒格朗德，海热情洋溢地说，“好吧，我向你们英国读者做个简单介绍。勒格朗德是一个全能恶棍，在北方森林里找不出第二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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