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似乎被我们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吓了一跳，不耐烦地瞪了福尔摩斯一眼。然而，福尔摩斯可不是瞪一眼就能打发走的人。他讨好似的笑了笑说，“我们十分乐于陪您一道去您的办公室，海先生，因为我们的事只占您一小会儿时间就完。”
“那好吧，”海说，尽管他显然不希望我们陪他一起走。
“刚才我很高兴地读了您的报道文章，”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街往前走时，福尔摩斯说。“我必须说，作为另一家报纸的记者，我认为您的工作干得很漂亮!绝对漂亮!”
“谢谢，”海说。对于我们的出现，他仍未表现出丝毫热情。
然而，福尔摩斯并没有灰心。他说，“不，先生，应当感谢的是您，因为他对昨天夜里十分不幸的事件给我们提供了如此详尽的报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究竟是怎知道那个女人在局长死以前去拜访过他呢?您透露的这一情况特让人感兴趣。容或有人看见了他们的幽会?”
海反问道，“您何以对这一切如此感兴趣，贝克先生?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想必会有比欣克利一个人被害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吧。”
“也许是。不过，既然《泰晤士报》认为派我来这里合适，假如我不可能详细地了解这次谋杀案，那将是我的失职。但我看得出来，您不愿讨论这一悲剧事件，尤其是当涉及到您文章中所说的那个‘神秘女人’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必须承认，海先生，我发现您的缄默也很奇怪。根据我的经验，记者通常最喜欢讲述他们是如何如何获取某些重要情况的。”
假如福尔摩斯原本就打算用这番话激怒海的话，那他可大获成功了。海的深陷的蓝眼睛里顿时怒火燃烧。他转身面对着我的朋友说，“贝克先生，我是如何获取情况的是我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干。你懂吗，先生?关你屁事?啊，前面就是我的办公室。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不再烦扰我，我将十分高兴。”
福尔摩斯对这番斥责的反应奇怪而又出人意料，使我和海都大为吃惊。福尔摩斯并不答话，突然伸手抓住了海的手腕。海的一只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指，戒指上镶着珍贵的宝石。海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把手缩回去，福尔摩斯已把他的手扭了个手掌朝上。
“天哪!你这是干什么，先生?”海脱口说道。
“我只是在欣赏您的漂亮戒指，”福尔摩斯十分平静地说，似乎他这样拧一个人的手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交方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是24K金的，做工非常精细。”
海疑惑地摇摇头，倒退着离开了我们，一直退到他的办公室门前。他站在那里说了一句：“我相信你是疯了，贝克先生，绝对疯了。”说完，他进了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啊，福尔摩斯，我断定你会对我作出解释的。”我说。“我将洗耳恭听。”
“有什么好解释的，华生?我是侦探。我在侦察案件。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海为什么那样暴跳如雷，恐怕我也无法解释。”
“算了吧，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要你解释的是关于海先生的戒指。”
“啊，关于那个，”福尔摩斯轻蔑地一挥手说，“到时候你就清楚了。现在嘛，我想我们该赶快去莫里森宾馆喝点什么了。”
在我们冒着酷暑前往宾馆的路上，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告诉我，华生，”他表情十分严肃地说，“你认为我是不是疯了?”
“没有全疯，”我说。福尔摩斯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所以在去宾馆的路上他一直笑容满面。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马车夫。他的马很快。我们出五美元，说服他送我们去鲁滨逊太太的妓院，并在那里等我们回去。只用十五分钟，我们就到了树林中的那所大红房子。一下车，福尔摩斯就急不可耐地砰砰砰地敲门。门终于开了。令我震惊的是，开门的竟是短叶松双胞胎之一。很快我就知道，她是劳拉。劳拉向我们问好。她身穿一件好看而又朴素的白色连衣裙。我们第一次来访时她和她的妹妹那种挑逗的姿态，此刻在她的举止中竟一点也看不到。
“我要见鲁滨逊太太，”福尔摩斯说。劳拉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经走了进去。“劳拉，你去告诉她，就说贝克先生和史密斯先生有最急迫的事找她。”
福尔摩斯怎么知道这是劳拉而不是多拉，我不得而知。直到后来我才了解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劳拉的耳垂上有耳环孔，多拉的耳垂上没有。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就凭他惊人的观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微小的区别。
劳拉对福尔摩斯说，“很抱歉，先生，我帮不了您的忙。您看，鲁滨逊太太走了。”
“去哪了?”
“我不知道，先生。可我想，她这一走可能得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听到这一令人讨厌的消息，福尔摩斯脸上现出惊愕的表情。他眯起眼睛，咄咄逼人地盯住劳拉。
“你在撒谎，”他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撇开劳拉，沿着楼梯来到楼上的客厅，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喊鲁滨逊太。但是没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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