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远远不是个富翁。我有没有资格领受你那五千英镑赏金，由你决定吧。”“给你的报酬应该超过这个数目多少倍!”约翰·多佛顿爵士高声说，同时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支票来。“另外，我将送给你一支我培养的红山茶。”福尔摩斯庄严地鞠了一个躬。
“我要把它委托给华生，让他精心地照顾它。”他说，“顺便说一下，约翰爵士，希望你能给我开两张支票，一张开给歇洛克·福尔摩斯两千五百英镑，另一张开给安德鲁·乔利夫同等的款数。恐怕你这位前管家以后管起家务事来会有点胆怯了，这笔钱帮他开一个雪茄店还有余，这样就可以满足他一直藏在心里的愿望了。谢谢你，敬爱的阁下。现在，我想，咱们可以打破早晨不喝酒的禁例--就这一次，喝一杯葡萄酒，稍稍庆祝一下阿巴斯红宝石案件的成功结束吧。
《两夫人奇案》
我的笔记里记载着：在八六年九月末，我与亨利·巴斯克维二爵士一起去达特穆尔前不久，一桩后来被称为”敲诈案“的奇怪案件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案件当时有可能涉及英国一个最受尊敬的人。甚至直到现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还极力主张要想方设法避免透露有关人物的真正身份;因而，在叙述这些案件时，我当然要尽一切可能在这方面按他的愿望办事。确实，我和他一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敏感的，即由于多年来参与调查了许多案件，我们当然听到了许多奇怪的私房话，知道了许多隐私，这些东西如果为外界所知，只能引起谣言和震惊;因此，我们的荣誉是与保守秘密紧密相连的。在贝克街上我们那间平凡的斗室中，曾有很多地位不同的男女客人向我们倾吐过他们的烦恼，我将确保不在无意中说出可以暴露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话来。
我记得，在九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初次听说那个案件，该案件就是现在要叙述的主题。
那天天气阴暗沉闷，预示着早雾将临。我到西顿街一个病人家出诊，在回家途中发觉街上有个小鬼偷偷地跟在我后面。当他走到与我并肩的位置时，我认出他是”贝克街非正规军“的一员 --福尔摩斯偶尔雇用一帮邋遢孩子，让他们到伦敦街道上去充当耳目，给他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说：“嘿，比利。”
这孩子露出不认识我的表情。
“老板，借个火行吗?”他亮出了一个破烟头问道。我给他一盒火柴。他在把火柴还给我时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地低声说：“大夫，看在老天份上，告诉福尔摩斯先生，让他注意‘男仆’博伊斯。”说完，他粗野地一点头，懒懒散散地走了。
为我的朋友带这个密信，我并不感到不快。因为，在过去这些天里，他有时神态生动，有时神情专注;吸烟之多，也令人吃惊;我明显地感到他已经受聘侦察一个案件了。然而，他一反常态，没有邀请我参与他的机密活动。我得承认，不管福尔摩斯怎么打算，能够参与这个案件使我得到很大的满足。
走进起居室时，我看见他懒洋洋地靠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里，身上还穿着他那件紫色的晨衣。他那双厚睑灰色的眼睛透过朦胧的烟雾沉思地看着天花板。他的一支胳臂垂在椅子旁边，手指尖捏着一封信。一个信封落在地板上，我注意到信封上印有个贵族的冠状凸纹花饰。
他不高兴地说：“啊，华生，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也许这样对你倒有好处，福尔摩斯。”我对他说话的语调感到有一点恼火。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把别人托我带的口信告诉他。福尔摩斯听了之后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这真是太奇怪了，”他说：“‘男仆’博伊斯能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事的经过，所以简直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天哪，华生，这是个明显的缺陷。”他干笑着答道，“亲爱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让你参与我的机密，那决不是由于不信任你。这外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在请你提供非常宝贵的帮助之前，我宁愿自己先稍微摸索一下。”我热切地说：“你不用再解释了。”
“啧，华生，我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想得过多反而会弄巧成拙，而沉着地思考问题主要靠对明显的……”他截住话头，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一跃而起，踱到窗户前面。
“我现在面临着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危险的敲诈勒索案件之一，”他大声说，“我想你也许知道卡灵福德公爵这个名字?”
“你说的是已故外交次官吗?”
“正是。”
我说：“可是他已死了大约三年了。”
“华生，我知道这个。无疑地你会因此而感到惊讶。”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回答道，“让我接着说吧。几天以前，我收到公爵夫人(就是他的遗孀)的一封信。从这封信的措词看情况十分紧急，因而我不得不应她的请求到波特兰街她的住所去拜访她。我觉得她有超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称得起很美;但却因受到可怕的打击而惶惶不知所措。这种打击实际上是突如其来的;由于这种打击，她和她的女儿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遭到彻底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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