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睦告诉我，过不了几秒钟，他懂得了科尔的用意。科尔是想谋杀他。他准备开枪打死迪睦而后说是自卫。科尔可能会事后抛一支开了一二发子弹的枪在他身边，对人说迪睦指责他抢他的女人。他……”
“不必说他想什么，”我说：“告诉我他做了什么?”
“迪睦离开房间，用足尖走下楼梯。他决定和科尔在法庭相见，在有证人情况下相见。免得再被他谋杀。”
“之后呢?”
“正在迪睦离开大门的时候，他听到了枪声。”
“迪睦知不知道你已离开，不在家?”我问。
“他知道。这只能说我和他心灵相通，或是他的第六感。他说他一进房子就知道我不在，而且是一劳永逸的离开了。也许是科尔的表情告诉他的。也许真是直觉。”
“不是科尔告诉他的?”我问。
“不是，他说不是的。”
“好，迪睦听到枪声，他怎么办?”
“他走到公路，搭便车回洛杉矶。他在报上看到科尔的死亡。他看到计程司机指认历历，只要有人知道迪睦没有在巴西死亡，连想都可以想到是他。他连一点机会也没有。他知道他一出面就会被控科尔是他杀的。
“迪睦是有一百个理由要杀科尔。但是他……赖先生你看，除非是真正杀死科尔的杀手出现，迪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
“之后呢?”
她说：“我知道迪睦会在哪里。我那晚去看他。我们讨论这一切。我们决定迪睦在真凶被绳之于法前，不能露面。这一招并不困难，因为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以为他已死在巴西了。如此我们两人进入了漫长的梦魇。
“迪睦始终不露面，我尽全力设法使丈夫的命案快破案。我回去接收遗产。因为科尔还来不及废除我的继承权，我就接收了他每一分钱。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拿到这个人的全部钱更有报应感了。”
“哪到底是什么人谋杀了狄科尔呢?”我问。
“哈古柏谋杀了狄科尔，”她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今后也不会有办法证明。哈古柏太聪明了。哈古柏大略知道这宅子里在进行着什么事，他跟随科尔和迪睦上的二楼。知道科尔去取准备抛在迪睦尸体旁的手枪。因为哈古柏本来就是科尔请来做人证的人，他等在客厅，有事商量是假，请来做自卫杀人伪证是真。
“哈先生进入房间，镇静地拿起手枪，自后面把科尔打死。下楼电召警察。”
“哈古柏有动机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先生死亡那天曾自银行里提出两万元钱。我想这两万元也有可能是准备付迪睦去巴西的奖金，实行当初的诺言的。不知什么原因他想把这两万元付现钞。这两万元钱，后来不见了。
“再说，有连着两个月，我丈夫在付勒索钱。每个月一万元。”
“哈先生一直只是个办事员。突然他发起来。自我丈夫死后，哈古柏每年稳定有成就，现在已是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了。”
“好了。我们来说现在。”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日夜注视我。他们觉出我会和他们认为是凶手的人联络。我非常非常小心。我过着隐居生活为了保护迪睦。渐渐地警方的日夜看守松弛了。我和迪睦有机会可见面，但每次都须等候很久才能见面，见了面也心痛忧苦。
“聂缺土，当然是本案唯一证人。而后我突然看到聂缺土在车祸中死亡。我不敢对这件事抱太多的寄望。但是我们认为假如由迪睦出去请私家侦探，根本不让他们知道迪睦住那里，如此即使出事，警方不会因而逮捕迪睦。
“然后我们发现聂缺土是真的死了，而且警察对本案已经放弃了。我现在知道我们实在太笨，但是在情感上我们两个也实在太饿、饿得太久了。我们见面太困难，见了面反而没有什么好说了。所以从报上见到消息后竟相信警方再也不会管这件案子了。
“想到了我们可以正式以夫妇关系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想到他又可以用本来身分出现，冲昏了我们的头。我们认为早晚我们要面对世界的，我们决定立即面对它。”
“所以，”我说：“你们走进了陷阱。”
她用力地扭转她的手套。“我们走进了陷阱。”她说：“我们飞到犹马。我们走进公证处去结婚，警察在等着。喔!实在太残酷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来呢?至少他们可以等到我们完成婚礼，而后……”
“而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证人席问你了。”我说：“婚礼一完成，你就是他太太，太太是不能用来作证人，证实丈夫的罪行的。再说，等到你们去结婚时逮捕你们，正好证明他杀人的动机。”
“你说得很对，这完全是个陷阱。”她承认道：“是警方故意安排的诡计。他们知道聂缺土是他们唯一的证人。他们知道聂缺土万一死亡，他们的案子也完了。所以他们说服聂缺土。明天各报纸都会更正说明，当初死者只是个路旁搭车客，因为聂缺土给了他张名片，才导致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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