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再次注意到毕晓普在心不在焉地环视办公室，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他考虑着是否应该打个电话给总部，商量另派一名警探前来支援，让毕晓普去追查梅林凶杀案——如果那个该死的案子对他那么重要——我们至少可以要来一个专心点的人。
他转向吉勒特：“所以结论就是，他侵入死者的电脑，利用的是某种不明的新程序或病毒。”
“基本上是这样。”
“你还找出了其他有关凶手的情况吗?”莫特问。
“只找到你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学过Unix。”
Unix与MS-DOS或Windows一样，是一种电脑操作系统，只不过它在比个人电脑规模更大、功能更强的电脑上运行。
“等等，”安德森插话，“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他犯的那个错误啊。”
“什么错误?”
吉勒特皱着眉头。“凶手进入她的系统后，输入几个指令想打开她的文档，结果他输入的是Unix的指令。他一定是弄错了，然后才想到死者的电脑用的是Windows。你们该不会没看见那几个指令吧?”
安德森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斯蒂芬·米勒，最初负责分析死者电脑的人显然是他。米勒不安地说：“对，我是注意到了几行Unix的指令，不过我推测是她输入的。”
“她是个平民呢，”吉勒特说，骇客称呼一般的电脑使用者为平民，“我甚至怀疑她都没有听说过Unix，更别提输入Unix指令了。”在Windows和苹果的操作系统中，使用者只需点击电脑屏幕上的图标，或是键入普通的英文字母，就可以输入指令;Unix的使用者则必须学会数百种复杂的代码。
“一时没想到，对不起。”敦实的米勒以自我防卫的口气说。他显然对吉勒特的批评不高兴，认为这不过是个小问题，不值得横加指责。
安德森心想，看来斯蒂芬·米勒又犯了一个错误。最近加入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米勒接连犯错。一九七〇年代，米勒曾开过一家前景不错的电脑公司，也开发软件。可惜他的产品总是落后于IBM、数字设备公司、微软一步，最后破产了。米勒抱怨说，他经常比别人先行一步，正要开发出“下一个重大成果”——硅谷的术语，意为能给计算机工业带来革新进展的成果——却暗中被大公司破坏了。
公司倒闭后，米勒也离婚了，离开了计算机行业。几年后他又重返这一行，担任自由程序设计师。他不知怎么进入了计算机安全领域，最后到州警署应聘。他不是安德森心目中理想的计算机犯罪调查警察，但话说回来，可供他选择的合乎要求的人选少得可怜。做这种差事，年薪只有六万美元，而且还有中弹的风险，为什么不去年薪多出十倍的硅谷大公司工作呢?
除此之外，一直没有再婚的米勒似乎没有多少私生活，工作时间比同部门的任何人都长。大家下班后，他还待在恐龙窝里。他也习惯把工作带回“家”。这里所谓的家，是指附近的大学计算机系——有朋友肯让他免费使用最先进的超级电脑，运行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程序。
“他懂Unix这种东西，”谢尔顿问，“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
安德森说：“对我们来说是坏消息，这就是它的意义。使用Windows或苹果系统的骇客通常是小角色，厉害的骇客用的是Unix或数字设备公司的VMS。”
吉勒特表示赞同，他补充道：“Unix也是在网络上使用的操作系统。任何骇客如果想侵入网络上的大型服务器和路由器，必须懂得Unix。”
毕晓普的手机响了，他接了电话，然后四下看看，在附近的一台工作站电脑前坐下，边听边做记录。安德森注意到，毕晓普坐得端正，不像骇客那样驼背。毕晓普挂掉电话后说：“有几条线索了，一个州警接到几个CI提供的信息。”
想了一会儿，安德森才记起CI代表秘密线人，也就是告密者。
毕晓普以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轻声说：“这个人叫做彼得·弗勒，白人男性，大约二十五岁，贝克斯菲尔德人。有人看见他在这一带卖枪支，兼卖卡巴军刀。”他朝白板点点头，“就是那种凶器。一个小时前，有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帕洛阿尔托校区附近看到他。靠近佩吉米尔路的一个公园，在二八〇公路以北四分之一英里处。”
“头儿，是骇客丘，”琳达·桑切兹说，“在密里肯公园里。”
安德森点点头。他对那地方很熟悉，而当吉勒特说他也很熟悉那个地方时，他并不惊讶。骇客丘靠近校园，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骇客、电脑从业人员喜欢出没此地，交换偷来的软件，聊聊天，吸吸大麻烟。
“那边的人我认识几个，”安德森说，“这里的事一解决，我就过去看看。”
毕晓普又查看了一下刚做的记录，说：“鉴定室的报告说，啤酒瓶上的黏着剂果然是剧场化装用的粘胶。我们派的两个人通过电话簿查找这类商店，在附近只找到一家——奥里剧场用品店，在山景城的艾尔卡米诺雷尔商业街上。店员说，他们卖的东西很多，但没有逐一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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