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刚开始时是因为窃贼们相信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回报又足够高-至于到哪儿才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则先不予考虑。也许会是-位不诚实的收藏家，也许是气得发狂的画作拥有者，也可能是拥有者投保的保险公司。(如果某幅名家画作不幸失窃，就会随之出现各种启事，承诺说要为提供寻回失物线索的人颁发赏金。根据悬赏金额的多少，地下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失窃艺术品的黑市价通常仅为其正当价格的十分之一。)
如果单纯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盗取顶级的绘画珍品简直就是为笨蛋准备的游戏。诱惑是巨大的：就像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大师名作并不占用太大的空间。走私夹带毒品是非常危险的，而转运艺术品却很容易。任何一名船主都可以带着一幅画环绕半个地球。如果一个骗子想要绕开UPS或者联邦快递这样的货运公司，同样易如反掌。他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海关，行李箱里就藏着一幅伦勃朗的名画。万一海关检查员表露出一丁点儿怀疑，窃贼可以搪塞说这是他从一名有上进心的学生手上买来，为了装点自己的起居室用的。
但万事有利也有弊。其他那些兼具价值高昂、体积很小这两项优点的物品——毒品、钻石、珠宝、金银工艺品等等——要么是难以辨识的，要么是可以很容易改换外观的。偷来的项链上镶嵌着的红宝石和珍珠一旦被摘下来，它的出处就再难分辨。钻石可以被重新切割。从考古发掘现场劫掠来的古董——警方以及业内专家对它们还一无所知——可以堂而皇之地叫卖，不用担心招来愤怒的所有者要求索回自己的财物。
艺术品就不同了。伟大的绘画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也许可以骗过昏昏欲睡的海关人员，但绝对骗不过那些潜在的买家)。况且，要对大师的画作进行伪装就相当于动手毁掉它。此外，一幅绘画的身份证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画布之上。每一幅重要的绘画作品都有一份书面记录，就如同一份家谱，依据它就可以了解这幅作品是怎样由一位所有者传递给下一位所有者的。如果一幅画作没有被记录在案，任何一位遵纪守法的买家都绝对不会相信它是真品，更别指望他们会轻信一位满口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是那幅名画的合法主人了。
如果窃贼们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肯定会让他们远离艺术品。然而《呐喊》的遭遇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案例已经证明窃贼们简直是不屈不挠。艺术小分队近些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窃贼们盗取艺术品的目的还在于显示他们的情绪是多么高昂，他们的战利品是多么耀眼，他们的事迹是如何占据了报纸头条，他们要让那些有权势的人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当然，窃贼们乐于盗取艺术品也是因为可以把它们作为黑市上的硬通货，用来与自己的同行们达成交易。对于警察来说，追踪失窃的艺术品就如同努力追赶到处蹦跳的皮球：一幅从法国风景区多尔多涅的度假屋里偷来的毕加索，经过某个法国黑帮之手，被转卖给阿姆斯特丹的某个黑帮，后者又把它转卖给了土耳其的毒品贩子，接下来它又被当做购买一批海洛因的预付款，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
当那些特别着名的画作遭遇窃贼的黑手时，后者的犯罪动机往往是为了获得自我吹嘘的资本，并且用实际的战利品加以证明。成功地窃取一幅大师的画作会让下手的窃贼们名声鹊起，他们会因此受到团伙内其他成员的羡慕甚至敬仰。至于这幅作品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多高，那就不是窃贼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们中没有几个艺术鉴赏家，简直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一幅标价五百万的伦勃朗的画作会招致窃贼们的觊觎，只因为它意味着功成名就。在其他的圈子，功成名就的内涵可能会转化为一辆劳斯莱斯，或者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猎杀一头狮子，然后把狮子的头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作案的手法越是奇怪，越可能取得宏伟的战果。比如，1997年，伦敦的一名窃贼溜溜达达地进了豪华气派的勒菲维尔画廊0311617^，询问某幅画作是否出自毕加索的手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掏出了一把霰弹枪，摘下那幅画就跑，逃到了一辆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上。在这起案件当中，风险和潇洒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一次武装抢劫，得到的是最高等级的战利品。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窃贼能抵御这样的诱惑?
如果问到为什么窃贼们总是会犯下形形色色的案子，不断地刺激探员们的神经，那是因为罪犯们都是些心理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点探员们早已心知肚明。为什么窃贼们会盗取艺术品?探员们经常会提高声调吼出一句简短的话：“因为他们就这么干了。”听起来这更像一句阻止别人继续问下去的警告，而不是一个回答。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欺凌弱小呢?为什么黑帮分子会枪击他们的对手呢?
还是重新回到主题上来吧，为什么窃贼会向大师们的名作下手呢?
“因为他们想，而且他们也办得到。”
《呐喊》失踪之后，挪威警方总在琢磨，究竟会是谁干的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又给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窃贼的半点风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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