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希尔出道之前,都柏林的黑社会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马丁·卡希尔改变了这一切,凭借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让所有前辈都不寒而栗的心狠手辣。人们都把卡希尔称做“将军”,“将军”每个星期都会召开会议,为未来的犯罪事件制订规划。他还密切关注着团伙的收益,以及金钱的去向。卡希尔能够干下在他之前被人们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大案,比如说,他曾经率领十名团伙成员,从一个戒备森严如同堡垒一般的工厂里抢走了大量黄金和珠宝,总价值达到了二百万英镑,那也是当时爱尔兰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抢劫案。只有在卡希尔的带领下,都柏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
在使尽各种办法巩固自己江湖地位的同时,卡希尔还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借鉴到了各种恐吓手段,并且拿来对付警察。卡希尔使用恐吓手段完全不是出于政治需要,他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他的唯一信条就是谁敢挡他的路,谁就是他的死敌,这使得暴力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恐怖行为。当检察官们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指控卡希尔策划并实施了一宗武装抢劫案后,卡希尔随即在詹姆斯·多诺万的轿车下面安置了一颗自制的炸弹,后者是爱尔兰最具声望的庭审专家,将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出庭作证。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多诺万就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攻击和骚扰。他的电话铃声随时都可能响起,听筒里要么传出恶毒的威胁和咒骂,要么就是令人难耐的沉默。一天晚上多诺万从他在法院的办公室驱车回家,派来保护他的警方人员坐在他旁边,多诺万还是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他起初想要开到警察局去,可是转念一想,无论自己走到哪里,卡希尔的人都能轻易地给他几枪,然后逃之夭夭。
“所以我决定还是开车回家吧,因为我更愿意死在家里,至少我妻子在自己家的房间里辨认尸体会更容易一点。”
多诺万把车停在了自家房子的车道上,卡希尔的人把车开到了多诺万那辆车的后面,等着。最后,他们开走了。三个星期之后,在1月份某天早上的8点30分,多诺万驱车驶上髙速公路去上班,发动机的热量引爆了那颗制作粗糙的炸弹。
“我突然看到一团蘑菇云在我的眼前升起,中间是一股巨大的火苗,”多诺万回忆道,“我先是看到了烟,然后是火焰,再然后我就眼前一黑。我的眼睛被金属碎片击中,接下来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试图移动右手,但是做不到,它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伸出左手往下摸索,发现我的膝部以下只剩下组织的碎片。”
让人惊异的是,多诺万居然活了下来。在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肢体落下了残疾,眼睛也接近失明。卡希尔没有因为此次袭击遭到指控。
卡希尔刚出道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小混混儿。十二岁那年他就因盗窃而被判有罪。几年后,为了让这个任性胡来的年轻人能有机会改邪归正,卡希尔的父亲送他参加了皇家海军新兵训练营,在那里,卡希尔以及其他的应征者都获准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寻找自己希望受训的项目,卡希尔的眼睛被一个不熟悉的词吸引了——“喇叭手”。卡希尔对面试官说,他从没想过海军会需要喇叭手,不过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以后的几年间,与卡希尔有关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可怕。人们都惧怕卡希尔,在谈论起他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紧张地压低声音。
“人们都会对痛苦的经历印象深刻,”卡希尔曾经说过,“一颗子弹击穿头颅,那样的死法太简单了。必须让人们记住痛苦,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犯错。”
卡希尔喜欢做“杀鸡儆猴”的事情。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帮派内的一名成员钉在了十字架上,原因是他怀疑此人有背叛组织的行为;而在刚刚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之后,卡希尔又把这个可怜虫的双手钉在了地板上。
在无须做出残忍的事情恫吓自己的朋友和对头们的时候,卡希尔就猫在家里,与自己的妻子、小姨子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一家子养育了九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都是卡希尔,其中有五个是卡希尔的妻子生下的,另外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卡希尔的小姨子。
在卡希尔的职业生涯中,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占有欲占据同等地位。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击败自己的敌人,还要羞辱他们,并借此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蔑视。1987年,有人潜入了都柏林市公诉人的办公室,盗走了大量卷宗,牵涉到数以百计的仍有待审理的罪案。没人会想不出那次行动是出自谁的手笔。
对国家机器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胜利都会让卡希尔津津乐道。在雄踞爱尔兰黑社会头把交椅的那些年间,卡希尔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去排大队,领取他的失业救济金,因为这样他就能让政府无比难堪,后者明确地把卡希尔列为人民公敌,但却又无法将其剔除出失业救济人员名单。关键不在于九十二英镑的救济——卡希尔名下产业包括两套房子、五辆汽车和六部摩托车——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捉弄政府。
这个黑帮大佬的所有恶作剧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比你们都聪明,你们甭想逮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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