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窃贼而言，这是一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趣事。在窃贼闯入国家美术馆仅仅四十分钟之后，有一通电话打到了《达格布拉德特》，挪威最大的报馆之一。当时是早上7点10分，打电话的人要与新闻编辑通话。
“你们最好去趟国家美术馆，”她说，“刚刚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人把《呐喊》偷走了，并且还留下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请问您是?”
没有回答。
“请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
电话被挂断了。
早上7点30分，国家美术馆的保安主管给馆长克努特·伯格打了一个让人心碎的电话。
“我们的美术馆失窃了。他们偷走了《呐喊》。”电话两头的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深切地知道，这条消息究竟有多么的糟糕。
与此同时，挪威政府的绝大多数要员们正乘坐一辆专用大巴，前往利勒哈莫尔准备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车厢里的气氛轻松愉快，像过节一般喜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等到大巴抵达利勒哈莫尔的时候，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每个人都在高声吵嚷，询问有关《呐喊》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回答。在奥斯陆，电视记者们云集国家美术馆各取所需。
“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焦头烂额的克努特·伯格承认，“非常遗憾，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了。”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然了，那些事件都与《呐喊》无关。1980年，克努特·伯格就任没几年，一名瘾君子大白天走进国家美术馆，窃走了一幅伦勃朗的名画，那是一幅男子的头像。他为这张画找到了买家，要价一万美元，只是这幅画作真实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六个星期之后，法国警察在巴黎追回了这张名画。
到了1982年，窃贼又一次白天潜入了挪威国家美术馆，这一次他们躲藏到了一个储物间里，直到半夜警卫们巡视到美术馆的另一边时，才现身。他们劫掠走了一幅高更①、一幅伦勃朗(不是两年前失窃的那幅)、一幅戈雅，以及五幅其他画作。他们通过窗户，把这些画传递给同伴，随后逃之夭夭。在这起窃案之后，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才决定加装报警设备、室外监控摄像头，并在地下室里设置了监控室^《呐喊》被递出窗户时，警卫根本没有看监视器，就干坐在这间监控室里。
①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着名后印象派艺术家。
1988年，窃贼侵入了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Munch Museum)，那里距离国家美术馆仅有两三公里之遥。窃贼们从那儿偷走了《吸血鬼》(Vampire)，或许在蒙克的作品中其知名度仅次于《呐喊》。在蒙克的画笔下，女性的形象往往让人心动，有时也很危险，通常则是兼而有之。《吸血鬼》展现的是一名红色头发的女性，在撕咬——也可能是亲吻着一名黑头发男子的脖子，后者脸冲下肌在她怀里。
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吸血鬼》(Vampire)
窃贼可没有这位艺术家那么精细。他砸碎了一扇窗户，抓起那幅名画就跑。警铃响起，但等到警卫从博物馆另一端匆忙赶来后，只看到了碎玻璃，以及墙上那片空白。
1993年，挪威国家美术馆再度遇袭。由于距离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剩不到一年，举行各种盛大展览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这次失窃理应对有关各方敲响警钟。窃贼们动手的日期是8月23日，时间又是白天。两拨警卫们正在换班，还有一家电视台的摄制组正在另一间展厅里录制节目，就在这当儿有人偷走了蒙克的《学画肖像画》(Study For a Portait)，这幅画中有一位眼神哀伤的女子，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
这幅名画价值三十万美元，它既没有受到警报系统的保护，其所在的房间里也没有设置监控探头。受此事件的影响，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安全保卫系统再次升级。这一次总算是安全啦，馆长克努特·伯格宣称。白天，警卫们可以发现任何企图公然行窃的歹徒，而到了晚间，此地的保安措施会固若金汤。
《呐喊》被盗走，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事态的进展，挪威警方为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搜索指纹，但却徒劳无功：窃贼们戴了手套。博物馆里没有遗留下犯罪分子的足迹，梯子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供辨识的脚印或其他痕迹。警方曾一度认为，在一片破碎的窗玻璃上发现的一小块深色的污渍是血迹。可惜不是。
警方的技术人员一遍遍地仔细研究国家美术馆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查看画面。画面质量糟糕透了。窃贼们似乎并没有戴面罩，但即使把他们的脸部放大，图像也模糊得派不上任何用场。一只负责监控国家美术馆正面的摄像头拍到了窃贼的车辆，但是从其模模糊糊的外形判断不出型号。
蓍方终于还是解开了一个小秘密，了解到了那架梯子是打哪儿来的，但建筑工地的人没有看到可疑的迹象。那张明信片也帮不上太多忙，潦草地写在背面的那句话是挪威的日常用语，因此罾方猜测这伙儿窃贼是挪威本土的，不过谁也吃不准。也许哪位海外大佬策划了这次的行动，然后雇用挪威本土的能人来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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