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努力寻找他的收入来源时;我会发现自己碰壁了。但这个神秘来源本身就能说明一些东西——贾米森和他的钱有问题。
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自然是帕罗特夫人。她会告诉我她知道的一切以及大量她自己的猜测。她的猜测可能是错的，但如果贾米森有过访客或亲戚朋友的话，她的话就能帮我大忙了。当然，我不可能在这儿找到任何关于哈斯勒的信息，因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我会发现贾米森神秘的身份，这最终会把我引向哈斯勒。
不管怎么说，我应该能发现贾米森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会去城里，而且在经过几次调查后，我甚至会了解到他去过维多利亚火车站。我会倾向于把他的伦敦之行与收入来源联系起来。
敲诈的可能性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但我也不会排除其他形式的犯罪。无论如何，知道贾米森是否有案底都是必要的，我会取他的指纹送到警察局。
哈斯勒认为警察无法确认贾米森就是爱丁堡银行的职员布兰特，因为他从未落到过警察手里。但布兰特第二次见到哈斯勒的时候，他已经穷困潦倒。而且，在爱丁堡时他就是个无赖，尽管没被逮捕过。难道这三十五年间他走正道了?不太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犯过法，被抓住过并受过处罚。
在贾米森的房子里我会仔细搜查，看能否找到信件、日记或笔记本——任何有助于了解贾米森过去的东西。即使我什么也找不到，即使帕罗特夫人什么也没说，以贾米森的个性，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的指纹在警察局已有案底。尽管他告诉过哈斯勒自己离开爱丁堡时改了名字，但他可能已经作为布兰特被指控过。
如果这样的话，爱丁堡警察调查到马修斯就是早晚的事了，这就暗示了凶手一个可能的杀人动机。
我会继续追踪马修斯，并发现这是个很费劲的差事。但是不是没有人知道马修斯已经改名叫哈斯勒并去了澳大利亚呢?在他遇到布兰特之前，没人认出他是马修斯吗?
即使没有运气帮忙，至少最后我可能会了解到马修斯在澳大利亚作为哈斯勒的奋斗史以及后来荣归英格兰。
但很明显有个捷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运气。
迄今为止，我一直假定搜查房子的时候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忽略了贾米森会跟一些亲戚或朋友接触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断定他除了哈斯勒以外没和任何人有过接触，只有哈斯勒知道贾米森和布兰特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即便如此，贾米森还是在和一个人打交道，那就是哈斯勒本人。在日记本或一个纸片上，我会发现哈斯勒的地址，或者是他的电话号码。
贾米森总是通过电话和哈斯勒联系见面的事一两次后，他可能就记住这个号码了，但第一次用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尽管哈斯勒迫切地要销毁一切可能把他和贾米森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但后者在与哈斯勒打交道时却并不这样想。
在谋划杀人的时候，哈斯勒想知道贾米森是否把他的秘密写在了纸上。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会被第三方发现，这样对贾米森本身也不利。当贾米森还活着的时候，一个电话号码不会暴露什么，但他死了以后这就非同小可了。
这是哈斯勒忽视的关键所在。
而且，他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他给了贾米森买收音留声机的钱以后，这个老家伙的要求提高了，哈斯勒不得已又出了一大笔钱。我们还不清楚贾米森每月的花费是否提高了，是不是更经常地提出大笔钱的要求。除了知道他酒喝得更多了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贾米森的生活方式发生过变化，也没听说过他还买过其他大件的东西。
综合以上所有的情况，贾米森很可能在攒钱。毕竟，虽然哈斯勒比他年轻，但也年纪不小了。他可能会病死，可能会死于意外。他死了的话贾米森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敲诈人不会把存款放在屋子里，他知道这样太危险了。他也没有当地银行账户——哈斯勒猜测他没有银行账户也是对的——因为银行面对新顾客通常需要保荐人。但他很可能会在保险柜里租一个小箱位，不仅可以放存款，还可以存任何其他文件以应对不测。
贾米森不用记录与哈斯勒之间任何的交易，但他完全可以从爱丁堡报社拿一份马修斯审判消息的复印件放在保险箱里，以备将来哈斯勒不听话时拿来威胁他。
假设搜查房子时我在一件旧西装里发现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即使上面没写名字，我也很快就能查清这是谁的电话，并按惯例去找哈斯勒面谈，并问他是否认识贾米森。
哈斯勒在见到敲诈人以后一直处于近乎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中，而他在杀人时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刚刚克服了这种恐慌，就突然面对警察，并认识到他和贾米森已经在某些方面被建立了联系——他不知道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很可能会以为调查已经比实际进行得更深入——他的反应几乎肯定会引起怀疑，他会恼羞成怒，还可能大喊大叫。
他会否认认识贾米森，询问他的家人和仆人时得到的会是同样的答案。
假设我觉得这个线索很重要，并亲自去了奥克斯肖特，我会注意到哈斯勒的恼怒。我自然会相信他的话，但我会告诉他我迫切地希望知道贾米森到底是谁——我有理由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哈斯勒先生会跟我一起去认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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