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射杀的男子名为马汀·雷斯特，是个来自曼海姆的黑道分子。他曾因杀死女友而服刑八年，从三年前起，开始在极右派领导者——一名绰号「宝宝」的男子底下工作。
第21章 彼得·查培克
——二〇〇一年九月 法兰克福
眼镜男彼得·查培克是于一九八九年自捷克斯洛伐克逃亡至西德。他透过正规的投奔自由手续，在资料上也找不到任何瑕疵。他后来定居在法兰克福，开了一间小小的教室。那间教室传授土耳其及越南移民的子弟们德语及英语，只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
但他的学生们却一一……简直像是被人控制一样自杀了。残存下来的孩子们也变成极端的暴力倾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定是哪里有问题……当社会的疑惑目光注意到查培克时，他本人已经跟地方上的极右派组织接触，摇身变为排斥外来移民的急先锋。与天马有关的九六年土耳其街纵火事件——其中一名嫌犯就是他，也因此受到警方的调查。
九八年，在雷德尔罕的世贸展示中心落成仪式上，终于有人现身向查培克索命。暗杀者是一名叫米朗·科拉休的逃亡土耳其人，尚未达成暗杀目的就被警察射杀了，查培克也侥幸逃过一劫。
查培克所开设的教室，感觉就像「红玫瑰屋」的复制版。他与极右派组织接触后，要求艾娃帮忙指出约翰，这可以证明他跟希望约翰登上顶点的「宝宝」一样，都是属于极右派组织的领导人物。
这位彼得·查培克到底是何方神圣?虽然他仿佛因缘际会地突然与约翰事件扯上关连，然而他们之间没有更深层的关联吗——笔者找到一位认识暗杀者米朗的土耳其人阿斯梅特·穆斯塔法，希望能从他的采访中找到答案。
阿斯梅特·穆斯塔法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九六年，当极右派组织发动纵火事件时，他连一步也不肯离开清真寺，保护清真寺免受祝融之灾。他现在虽已高龄七十，但在粗眉下一对看似爱困的眼睛深处，却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及强烈的反骨精神。他控告法兰克福不当的都市更新计划，坚持不肯撤离，与米朗坚守着同一栋建筑物。当米朗死后，他被警方强制驱离，也因此失去了住所，还被下令强制遣返祖国。但之后，媒体挖掘出都更计划有极右派组织不法介入的事证，舆论也将焦点集中在他身上。如今要靠众怒推翻原先的判决也不是梦想了。邦政府目前尚未执行对穆斯塔法的强制遣返令，他本人则暂时栖身于法兰克福的某位友人家中。
——您是何时来到德国的?
「啊，一转眼就已经卅六年了!我是在六〇年透过『土耳其职业安定协会』申请前往德国，五年后才得到许可。接着我们一大批土耳其人就一同去法兰克福的某间印刷厂工作了。那里的工作很辛苦，一天要工作将近廿小时。两年后我把留在祖国的妻小也找来，终于可以恢复幸福的家庭生活。」
——在德国的生活如何?
「直到七〇年代初期都还不错。这是一个很少歧视外国人的富裕国家，我当时真的是这么相信的。身为八个兄弟中最小的儿子，我留在故乡的村内根本无以为生，想吃饱饭都很困难……而在德国这里我就能忙着赚钱，根本没什么好抱怨的。只不过从石油危机后景气就开始变惹了，德圃的气氛也一目八十度大转变，希望外劳赶快回去。我当时自然也很感慨。我老婆因为想家且讨厌被歧视，八〇年又带着小儿子回土耳其去了。她在那里靠我寄回去的钱盖房子，生活过得还算不差。我也在考虑几时要回祖国，但又觉得应该趁年轻多存一点，所以就一年接着一年留下来，等我察觉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老了。柏林围墙倒塌后，东德那里有一堆糟糕的德国人流窜到法兰克福，还把失业率的问题全推给我们这些外劳，叫我们赶快滚蛋。我当时也觉得该回土耳其了，但老婆已经变成像陌生人一样，让我产生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感觉。况且现在连土耳其都会歧视我们这种长年在德国生活的人。跟我一起留在德国的大儿子，已经不太会讲土耳其话。反正我觉得这里已经像是我的家乡了，所以后来就一直没回去，」
——您是位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吧?
「那是因为我身在国外的缘故。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里算是戒律最宽大的一国了，不过在这里我又没有其他精神依靠，所以不知不觉就经常去清真寺，在那里我可以得到救赎。」
——您的长子还在德国吗?
「已经去世了.是在都市更新地区被人打死的。我儿子在那次的纵火事件后，就在地方成立保安队。除了我儿子以外的其他四名干部，也全都是因交通事故或急性酒精中毒死于非命。那时候保安队才成立不到三个月啊!后来我就把媳妇跟两个孙子送回土耳其。虽然孙子们只会说德文不知是否能适应土耳其的生活，但总比留在这里有生命危险要好。」
——极右派组织是不是在九六年之前便开始非法并购土地?
「关于这点……『宝宝』的脑袋才没那么机伶，都是等查培克那家伙爬上去后他们才突然有钱起来。关于那次的纵火也被他们说成是土耳其街治安不好，还藉此宣传要赶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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