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的手指摸到了一件硬梆梆的东西……是一把手枪!我急不可待地褪去了用旧衣服做成的枪套。我仔细端详了一番后，把手枪塞进穿在长袍里面的裤子口袋里。这是一支德国造九毫米口径的毛瑟枪。
我继续搜寻箱底。这次，我的手指又摸到了一只纸板盒。倒空纸盒，一个用布条扎住的档案夹出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发霉，也没有受潮，看来还没放多久。
我念起来：“坎布齐亚案件。马赛登记律师卡洛蒂事务所。”
我找到了马耳他人在博迈特监狱拘押期间的档案。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解开布带。才翻了头几页，我就发现，法庭笔录与一些不知名的文件混在一起了。我把这些材料揣进怀里，将档案夹放回箱底，继续兴奋地搜寻着……可是，再也没什么东西了!我只好作罢。
突然，一个嘶哑的声音打破了阴沉的寂静。我毫无防备，就像听见枪响似地惊跳起来。我脸色发白，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另一个颤巍巍的声音用科西嘉语回答道：“明天见，晚安!”我被逮住了!老太婆回家来了!怎样从这个马蜂窝里逃出去呢?一个男人的脚步声逐渐走远，大门锁眼里响起钥匙声。
我屏住了呼吸。为了伸展一下在壁龛里呆得麻木不仁的四肢关节，我向供道里迈了一步，却撞在墙上。我盘算着各种逃脱的可能性，最后得出结论：应该等拉埃蒂迪亚睡着后，悄悄走到门口，小心地把门打开。要是她还没睡熟，就会从床上跳起来，看见一个教士逃出去，消失在黑暗里。
这漫长的几分钟简直没有完。时间似乎停止了，拉长了……
终于，钟楼报出了清晨两点，底楼寂静无声了。这时，可怕的鼾声打破了沉默。我意识到必须走出这地牢。我只觉得很冷，却没想到竟然冻成这样。我好不容易移动了脚步，提着鞋，把文件塞进裤腰里，撩起长袍，跨上了石阶。至少，台阶还不至于发出响声。
由餐厅通向大门的石板地面也没出声。我小心扭动钥匙。房门无声地打开，放出了我这只黑乌鸦。我奔向街上，手里提着鞋。长袍飘荡，眉头紧张得缩成一团。我穿过市政厅的拱门，来到了广场。咖啡馆还亮着灯。人群中，有两个小伙子正拿着手枪朝天放空枪取乐。我躲在墙角里，重新穿上鞋。随后，我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广场中心走去。
我恼怒不已。这些意外的情况耽搁了我赶上去普罗普里亚诺的末班车。我可不想走13公里山路!至多再等3小时吧。我不断诅咒着胖子：他此刻正张开着脚趾，双手叉在大肚子上，在圣马塞尔大街那套四居室带阳台的公馆里舒服地打鼾呢!
“神甫先生，跟我走吧?”
这不像是一个慈悲为怀的神枪手招呼我的声音，不像。原来，是库蒂奥尔开玩笑地注视着我。我一声不吭。
“是啊，神甫，我套中了你!你或许想利用圣灵活动，在拉埃蒂迪亚家里找到马耳他人吧?嗯?放心吧，我们早走在你前头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博尼什。你们保安局的人真让我们感到好笑。你等着吧，回到巴黎，我会马上找你们算账的!”
第二幕
11
勒杜太太正在熟睡，一阵连续不断的捶门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听见楼梯平台上有人在悄悄说话，便打开床头灯。6点了。
她不安地下了床，拾起扔在地毯上的晨衣，披在身上。随后，她赤着双脚，走到门房间玻璃门的门帘后面。
“是谁啊?”她喃喃抱怨着。
“警察，”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要找您。”
勒杜太太喉咙像打了结，散乱着头发，不情愿地开了门。两个人走进门来：一个叼着烟头发黄的棕发矮子，一个戴着华达呢帽的高个青年。勒杜太太又抱怨起来了：
“这是吵醒人家的时候吗?你们总以为可以横冲直撞，真是的……”
“闭嘴，”叼烟头的那人出示了一张画有红蓝斜条的证件。“图森·费鲁齐是住在这里吗，嗯?”
女门房示意他放低嗓门。她的房客们还睡着呢。要是他们得知是警察来登门造访……
库蒂奥尔警长走进了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漆黑房间。床上杂乱无章，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人照片。那人头戴钢盔，腿缠绑带，身穿天蓝色士兵服。插在镜框上的冬青树枝，似乎给那人带来了好闻的清香。窗角的桌子中央，放着两瓶几乎见了底的苹果酒和一只脏酒杯。戈丹式火炉周围的地毯上满是煤灰。
“是的，是住这儿，”勒杜太太决定实话实说，“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要劳你们到这里来吵醒大伙?”
“他死了。”库蒂奥尔说。
勒杜太太刚清醒过来，库蒂奥尔就猛然提出一个干脆、冒昧的问题，几乎要使她惊跳起来：
“您这里有没有他的东西?”
有几双袜子。勒杜太太很清楚，还有一些衬衫。她前天下午给洗净烫平了。她本该在今天上午10点去图森先生的房间时交给他。她朝那叠浆洗好的衣服努努下巴，这又引起了一个近乎确信的发问：
“您很熟悉来找图森的人吧，嗯?我有言在先：您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您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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