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开门，我们要检查证件!”斯宾德又喊了一声，喉结不住地蠕动着。
局长也许并不满意我对这次行动的看法，但他却充满了勇气。要是马耳他人朝门口开枪，这位牙买加警察首脑肯定有资格被追授勋章的!
“等等，别开枪!”
我至今还记得这野兽般的叫声。我的同伴们注视着房门。房门像旋转炮塔一样缓缓地打开了。一个穿着齐膝短裤的白发老头出现在门口。他吓得牙齿格格作响，高高地举起双手。几支手枪一齐垂了下来。我们大吃一惊，把目光移向那个值夜班的客房领班。他用食指指指紧邻的房间。没必要再次发出警告了。我正要扭动门把手，房门开了。米兰出现在门口。身上披着一件裹尸布似的床单。
我一把推开她，冲进卧室，又奔向浴室。空无一人。我打开大壁橱，又掀起了床被。没看见马耳他人的鞋。于是，我明白了。我推开米兰放走情人后关上的窗户，爬上厨房的旧瓦顶。我像杂技演员一样，伸着双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已经开始发热的砖砌烟囱。马耳他人就倚伏在烟囱边。他赤着脚，两手空空。屋顶下面，斯宾德用带瞄准器的手枪对准了马耳他人。
“别干蠢事了，多米尼克。你被捕了!”
他站起身来，双手抱着一头金发，用一双蓝眼睛仔细地观察着我：
“您是法国人?”
我点点头。那两个牙买加警察的头目惊奇地看着我们。我让马耳他人走在前面，从窗口里爬回房间。福尔摩斯中士从口袋里掏出手铐，咔嗒一声，扣在马耳他人的手腕上。
“于是，马耳他人和那个欧亚混血女人被关进牙买加的监狱里了。您的手段实在太高明了，局长。来，我再次衷心地祝贺您。”
亨利·克耶从贴身背心里掏出一只系在扣眼上的银链挂表。他看看表，扮了个鬼脸。维歇纳是否说得太多了?内务部长的不耐烦神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朝这方面去想。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库蒂奥尔和我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维歇纳的过分夸张，反而使我俩接近了。我甚至怀着一种少有的宽宥，体会着库蒂奥尔在这场闹剧中的境遇。胖子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这位竞争对手的名字。而库蒂奥尔只好满怀怨意，无奈地忍受着奚落。我真希望他的“胖子”，那位巴黎警察局长能奋起回击，证明刑警大队警长是如何凭着那出名的推理、毅力和经验，把从美国潜逃回来的、上流住宅区里的亚森·罗宾—保尔·德拉皮纳捉拿归案的。就是这位保尔·德拉皮纳，独自一人在纳耶和第16区进行一系列闯窃，令亨利·克耶和美国人大伤脑筋!库蒂奥尔是否也为我们这位可爱的科雷兹人部长找回过其他的重要文件呢?警方记录上没有提到这一点。诚然，库蒂奥尔起初并没有预见到。马耳他人会参与偷盗文件的案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他并不忌讳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侦破蒙莫朗西大街谋杀案中，他凭着那为人熟知的“嗯”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已经接近于把案件弄得水落石出了。这些是不容抹杀的。何况，我的那位拿破仑式的局长也该歇口气了。可眼下，他还不想住嘴。维歇纳一旦打开话匣，他是不会轻易合上的。胖子抹了抹额头，收起手帕，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谢谢，部长先生，”他接着说，“我这就要谈到，马耳他人在谋杀格拉尼乌茨、梅和费鲁齐案件中的责任。对于前两个人被杀，他无疑是清白无辜的。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马耳他人并没有杀害煤炭商和自己的情妇。早期调查者的胡言乱语只会使我发笑。”
有一个人没有笑，那就是库蒂奥尔。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他几乎要习惯性地把烟头吞进嘴里了，可嘴里并没烟。他好不容易在衣袋角落里摸到了香烟。
维歇纳对于他的言论在对手中引起的愤怒毫不在意，他继续唾沫飞溅着。
“第三个人的被杀，马耳他人应负全责，陪审团成员们会判断，坎布齐亚究竟是否出于复仇或是施淫虐才杀死尼斯人的。他在牙买加被捕时说过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的律师手里掌握着证明我无罪的确凿字据。’博尼什并没在意。他把这句话转述给我听时，我当即就清楚了。坎布齐亚说的是字据而不是证据。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我下令搜查卡洛蒂律师的事务所。我没有弄错。那个马赛头面人物很清楚，在我面前卖弄小聪明是没有用的。……”
我心想，对他这番自我标榜，最好还是装聋作哑。
代理检察官、预审法官、律师公会会长、佩德罗尼分局长和我，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卡洛蒂律师的豪华事务所里。
当火车在早晨8点到达马赛时，佩德罗尼到圣夏尔车站来接我。这位分局长近来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个犯人对他提出起诉，控告他动刑致伤。卡洛蒂是这位在押犯人的辩护律师。
对于司法各界首脑的突然到来，卡洛蒂律师抱着冷淡、甚至嘲弄的态度。四个小时以来，我们搜遍了他的文件夹、抽屉、储藏室、甚至包括堆满档案的盥洗室，却依然一无所获。我不得不承认：有关坎布齐亚的文件夹不见了。我焦虑万分。我又仿佛看见了马耳他人那忏悔似的笑容：“为了补偿您大老远赶到加勒比海来，我要把一切全告诉您，博尼什先生!”他会不会在捉弄我?此刻，卡洛蒂也在一边咧着大金牙讥讽地笑着。肃穆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邻街的车辆来往声清晰可闻。我自己也说不上为了什么，竟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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