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村原先叫野猪山，当年在剑圣镇一带偶尔还看得到野猪。那里一向是这个镇的“后端”，是家道小康的人会避开的地区。在民生村就连农地也是次级的，2000年秋天，还住在那里的只有四十多户人家。周小英尽了全力来耕种她丈夫留下的田地，但更多的农户根本连务农的表面功夫也不做。在村里也有我凭警察的直觉认为很古怪的人，其中一户住的是一个隐士，从来没人见过他，另外一个则是个云南人，大家都怀疑他用一个藏起来的蒸馏器做私酿的酒。
我把车转进周小英院外那条满是辙痕的车道时，她由屋里出来迎接我。“我发誓我搞不懂那小孩子到底是怎么了，罗户籍。他今天从学校回来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怕得要死。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事，反正他不肯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怎么样。”
罗勃是她的独子——瘦小的九岁孩子，已经有了多种孩童时期容易生的病。我在谷仓后面找到他正在朝什么我看不见的靶子扔石头。“你好，小伙子”我叫他道，“有点不舒服吗?”
他转开了身子。“我没事。”
可是他脸色苍白，在我碰到他脸上湿冷而黏的皮肤时，他打了个寒颤。“有什么问题吗?你吓到了，是不是?是放学回来的路上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他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民生村另外两户住了人的房子，说不定在哪一栋房子那里有什么吓到了这九岁的小孩子。然后，我也想起他父亲在去世之前的精神失常。难道说罗勃也开始胡思乱想了吗?
“没什么，”那孩子含糊地说了一声，又开始扔石头。
“有谁吓了你吗?威胁你?”
“没有，”他迟疑了一下，“是蒙辉的事。”
我想再摸他一下，可是他让开之后就跑掉了，一路朝野地里跑。我知道我是绝对追不上他的，所以我转身走向他母亲在那里等我的农舍。
“他似乎是受到很大的惊吓，”我告诉她，“可是他应该很快就没事的，这种年纪的孩子都一样。到明天早上看他的情形再说。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再打电话给我。”民生村的农家在前年才有共用的电话线连接到镇上，不过大家都知道隐居的老乔拿了支猎枪不许电话公司的人靠近他家。
“谢谢你跑一趟，罗户籍，知道没什么严重的事，我就放心了。”她在围裙口袋里摸索着。“我该付你多少钱?”
“还不用付钱，镇上的心理咨询所是公益性质的。”
罗勃又出现在谷仓旁边，大概是要看看我走了没有，我向他挥手道再见，上了我的车。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可是我觉得我该去和蒙辉谈谈。
蒙家和周小英母子不一样，他们住在剑圣镇比较富裕的地方，有十来亩地的牧场。蒙天方在镇上的地位相当于一位企业家，大部分时间和其他的农场企业家还有储蓄所的经理在一起，而由他雇的工人来喂牛挤奶。蒙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到市区去上学了，小女儿才四岁，所以只有蒙辉在镇郊那一间乡村学校上课。
蒙辉是个很活泼的十岁孩子，一头漆黑的头发，常带一顶红色的阿迪达斯棒球帽，还配上满脸雀斑，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从马克·吐温的书里跑出来的人物。我把车开到他家停下来时，几乎以为会看到他在粉刷篱笆，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杨所长那部我很熟悉的蓝色警车。
我顺着步道走到大门口时，所长本人出现了。
“你来干什么，小罗?”他问道，“有人打电话叫你来吗?”
“不是。出了什么事吗，杨所?”
“你最好赶快进来，说不定你能帮帮蒙太太。”
我走进客厅，发现那位女士正泪流满面，蜷卧一张有花椅套的大椅子里，她的丈夫正在安慰她。“怎么回事?”我问道，“小辉出了什么事吗?”
那孩子的父亲瞪着我说：“他被绑架了。”
“绑架?”
“他就在李老师眼前的学校操场上失踪了，现在有人来要赎金。”
“有勒索的信吗?”
“是打电话来的——一个我从来没听见过的声音，说他们要五万块钱，否则就要小辉的命!”他的声音哽咽，而贝蒙太太又哭了起来。
“该死的!”杨所长怒吼道，“剑圣镇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你什么时候必须付赎金呢?”我问道，希望用谈话来让他们镇静下来。
“他们说他们会再打电话来。”
我转身对杨所说：“要追查电话应该没问题，我同学王兰在市局技术监控处，一定知道是谁打的。”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会去查一下。”
“我会去学校找李老师谈谈，”我说，“我想知道失踪的经过。”
有几位街坊邻居来陪蒙天方夫妇，我开着我的车到坐落在小山丘上的学校去。我不知道下午四点钟了，李老师是不是还在那里，可是她的家离学校不远，走走就到了，我想两个地方里总有一个能找到她。
虽然改革开放后在镇的另外一头建了一所新的中学，但小学生仍然到独立于民生村不远一处高地上的那间传统的乡村小学就读。李老师是位寡妇，她丈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死了。她对三十八个学生的教导，坚守着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面，教他们将来到江州市区或甚至到北京、上海可能面临的生活形态。她每天要检查所有孩子的指甲，还有他们必须做到的卫生习惯也都列表查核。
52书库推荐浏览： 楚之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