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还专门昭示：“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本身是伊斯兰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进行交往，以实现敦睦外交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意图，郑和身为宫廷内官，也可以兼为明皇室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
明成祖的理念通过郑和的远航得到了传播。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进行的防卫性还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还包括中国人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客观上，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郑和的船队把它们带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促进各国的文明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郑和的遗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郑和的远航带来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勃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等国的国王甚至亲自率团前来，可谓盛况空前。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丰厚。据史书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设宴饯行，赐予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随从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使得异域各国对明帝国都心悦诚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长留于此。勃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访问期间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足见其对中华礼仪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礼将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三百四十多人来访。返程时，途经山东德州，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择地厚葬之，并亲书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也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贯彻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并且就在这年，郑和船队从福建长乐泛海南下时，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写道“宣德化而柔远人”，表明了远航的意义所在。
带着“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目的，郑和率领着大明朝的船队，扬帆南下，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世界南方海域从未出现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异常绚烂。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只有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充足的食物补给，这样的远航才能成为可能。
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两代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已经为明初造船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初年，已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名曰“造船务”，当时就可造“楼船百艘”。除了楼船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船，车船也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载五六百人，小的叫“钻风”，有“八橹”或“六橹”，可载百馀人。从南海出发的远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蔚为壮观。宋代的远洋海船向西已沟通了直达红海和东非的亚非航线，向东对日、朝的航线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技术日趋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济州河运粮，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强，可见一斑。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黄河入海口见到“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他估计长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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