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和彦一下子脸色变得刷白，拔起腿就跑，想从绝壁上跳下去。
这时警察往前一蹿，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警察的动作再慢一秒钟，他自杀的企图就会成为现实，而这次裁判也就不会有了……他马上被带到热海督察署。不到一个小时，就查清了他就是正在追缉的杀人嫌疑犯。警察马上到他住的旅馆，扣留了他的所有东西。
立刻用电话和东京搜查总部取得联系，当天就把他押送回东京去了。
但是，村田和彦坚决否认他的罪状。和康子的肉体关系虽然一口承认下来，但对罪行矢口否认。他承认的唯一罪行，就是用自己的车把东条宪司的死尸运到旱桥，从那儿把尸体扔到铁路线上的事实。
根据他的申诉，杀死宪司的是康子，而他自己与杀人毫无关系;至于康子的死，他更是一无所知。
但是，警官也好，搜查部的检察官也好，根本不相信他的申诉。他本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都不能丝毫影响对他提起公诉……天野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是以法律术语压缩得很简炼的，事情的梗概，大体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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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上班途中，经东京日本桥三越百贷公司后，去向不明，六日在常盘线北千住站和绫濑站之间，发现被火车轧死的尸体。当时国营铁路正在裁减工人，传说纷纷，至今原因不明。——译者注②在门口的招牌上画着温泉标志的旅馆，这种旅馆是供男女情侣住宿的旅馆。
第四章
裁判是容易拖拖拉拉的，这好象已经成为定论。
从事件发生到最后判决，需要五年、十年岁月的例子，并不稀罕。当然，除因被告病体垂危停止公审者外，第一审是绝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但上诉、上告、发回原法院重新审判等程序返来复去，是很费时间的。费了十年的时间还不能结案的“松川裁判”，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拖拖拉拉的裁判，那不是裁判”，在外国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比方拿证人来说吧，他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下去的。对多少年前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要求连细节都要记得，一般人是办不到的。结果，使得必须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裁判，变成沙上楼阁的危险，不断出现。
在法官当中，也有人皱着眉头说，这样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第一个说这种话的，是东京地方法院刑事第十部的审判长岸盛一先生。
“与案件的数量相比，法官人数本来就不够，再采取拖延的办法，那只有使积案越来越多。法庭不是公布搜查记录的场所。在自己家里看材料，也不是法官的本分。在公审庭听取双方的辩论，据此得出自己的判断，才是正道。应该把用眼进行裁判，改为用耳进行裁判。”
岸审判长从这种信念出发，实行了“集中审理方式”的裁判。一个案件的审理，尽可能不拉长时间，根据情况也可以天天连续进行审理，以期裁判能够迅速结束。
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立即收到了效果。甚至连杀人案件的审理，也出现了三次结案的刨子。
东京地方法院的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效法了这种办法。在法学界称他们为“新刑事诉讼派”，吉冈锐辅市判长也是这派中的中坚人物。
“破戒裁判”是在嫌疑犯被捕四个月以后开始审理的，在很短的日子里就结束了审讯，就是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的成效。这个案件也是连续开庭审理了四天，就结束了事实审理阶段。实际上是延长了一天，但这在需要多数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是常有的事情。若是象往常那样，审理进行得拖拖拉拉，说不定会得出另外一种站果。这个案件，是隐藏着这种危险因素的。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法官在自己负责审理的案件上，不允许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
除起诉书和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以外，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作为断案的依据。
这对检察官——尽管其立场与法官有所不同——也是适用的。象公安调查厅、司法研修所、法部门的其他机构暂且不谈，检察官的工作一般分为刑事部和公审部两都分。
刑事部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对警察进行指导，对送到检察厅的嫌疑犯进行调查、审问，以及写起诉书。而公审部的检察官，则要在法庭上为证明被告有罪而全力以赴。
在法庭初次见到被告人这一点上，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一样的。
村田和彦遵照审判长的命令，又一次站在证人台前。
“被告由于刚才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被起诉了，你有什么想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被告也可以对一部分或者全部质问拒绝回答。但是，被告在法庭上的发言，是既可以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被采用的。”吉田审判长郑重其词地对被告说。
法官在公审庭上，要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即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无罪;同时，还必须告诉被告可以行使拒绝回答的“沉默权”①。这是审理刑事案件时的通例。
“在东条宪司尸体遗弃上，我认罪，为此判什么刑我都接受。但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我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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