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①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罗?”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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