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害人当天的行踪，你们掌握的情况怎样?”
“我们最初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在五点钟以前，他和平时一样，在公司里上班，因为准备出三天差，所以他一直在忙着清理手头的工作。五点半左右，和有业务关系的客人一起在赤坂的一家饭馆吃晚饭，大约在八点半才吃完。他后来的行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据饭馆的人说，他马上就去东京站了，但是……”我也觉得这里的确有点蹊跷。
要说他立即坐去大阪的夜车，也可以。但是他若是已经预约了飞机票，这时侯恐怕就没有必要去东京车站了。
要说矛盾，的确有矛盾。但这种如实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裁判权威的尊重。这反而使我对这位警部产生了好感。
“那么，被害人去东京站以后的行踪，当时完全没有掌握吗?”
“是的。”
“井沼镜子那天晚上干什久来着?”
“她说她在旅馆里看电视来着。”
“那么，就是说东条没来找她罗?”
“是的。”
“东条康子干什么来着?”
“她说她和一位女朋友在歌舞伎座看戏来着。我们向她那位女朋友了解过，好象她说的是真话，并说她们两个人一直看到散常”“那么，东条家有谁看家呢?”
“是一位通勤的女用人。当时正赶上家里的用人请假回家去了，因为不容易找到替手，就临时请了一位通勤的女用人。”
“那个女用人是康子回家以后才走的吧?”
“是的。这一点，刑事警察进行过调查。”
“以后的搜查，是从哪方面进行的呢?”
“我们当时对所能考虑到的线索，都进行了调查。刚才说的汽车司机也去调查过了。井沼镜子、东条康子、公司内部、业务关系单位等所有的线索，我们都调查过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头绪。”
“第二次到东条康子家去搜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这次用了两个半钟头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康子过去在戏曲座呆过的事，是那次搞清楚的吗?”
“是的。她从十八岁那年到戏曲座，一直到剧团解散为止，当了两年的研究生。但是，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因为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完全没有考虑到它与这次案件会有什么瓜葛。”
“当时没有发现其他值得注意的情况吗?”
“要找到从犯罪中得到利益的人——这是进行搜查的大原则。从这点来说，东条康子可以说是最可疑的人。这是因为：我们估计光东条宪司的不动产就值七、八百万元，从常识来判断，股票和存款也得有和不动产相仿佛的数目，而所有这一切，都将落到康子手中。”
“关于财产问题，了解到什么情况?”
“了解到他的财产比我们估计的要少。”
“是怎么回事呢?”
“股票交易这种东西，不是象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那样可以到处乱撞的。一般说来，都是在证券公司指定的总店、分店或办事处进行。到康子提供的那个地方一调查，使我大吃一惊。到去年冬天东条宪司的确还存在那里按当时的时价大约值一千万元的股票，但在去年十二月初他把股票全部卖出去了，而且全部提走了现款。”
“那笔钱他干什么用了，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一般说来，这种钱即使用于另外的投资，也要先存到银行里去，但并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件事康子知道吗?”
“她好象一点也不知道。”
“另外还了解到什么情况?”
“他家房子的地皮是租的，虽说有一种无形的租用权，但作为不动产进行估价时，就要少估不少钱。房子因为是战争刚结束时盖的，质量也不会好。这些康子应该是知道的。”
“还有呢?”
“存款大约有三十五万元，生命保险大约一百万元，加上这些，共计有五、六百万元，刨去遗产继承税，实际上还要少一些。另一方面，东条宪司的收入，每月大约有二十万元，为了一次得到—笔两年的薪金，就谋害丈夫，等于把生金蛋的鸡勒死一样。我想稍微机灵一点的女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的。”
“另外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吗?”
“没有。我们在附近调查的结果，连一份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好的证言也没有得到。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生活又没有困难，听说康干经常喜欢外出。但是这种事情也不能和犯罪嫌疑直接联系起来。后来，凭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终于不得不放弃对康子的怀疑。”
“当时还不知道被告和康子之间有肉体关系吗?”
“对康子跟踪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三十天里头，没有发现她和男人碰头的迹象。我们也不能费那么大劲再继续跟踪下去了。”
“井沼镜子那方面，情况怎样?”
“这方面更奇怪了。当然在搜查过程中，难免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对这样的女人，害单思病的男人，看来还是大有人在的。其中就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她和东条宪司的关系，竟向她提出;‘你和东条断绝关系，和我结婚吧。’可是井沼镜于是一个比较有旧道德现念的人。据公寓里的住户们说，除了东条宪司以外，好象没有别的男人来找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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