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夸奖。”杰夫说着踢开一箱弯曲的轮圈，扫出条道来。“我自己用过好多遍了。说实话，”钱普说，有点赞同地看着我，“你说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时候，奈德，我并没在想朱迪·福斯特那种类型的。”
她穿着黑衬衣和粉色背心的确很漂亮，不过看上去并不高兴。
“关于莉丝，你找到了什么?”
“没多少东西。”她拿起一瓶啤酒，亲切地朝杰夫点点瓶子，“这个女人深不可测。她娘家姓欧卡拉汉。是佛罗里达的一个老家族。
家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律师和法官。你可以想象多有势力。她曾经去她父亲在范德比尔特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大约十年前嫁给斯特拉顿。我听说她为他打通了进入上流圈子的门路，也为他好几笔大买卖成功融资。
“我们得和她谈谈，艾莉。”
“我试过了，”艾莉叹了口气，“我想在不引起我们局注意的情况下单独找她问话。不过我在他们家庭律师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只有在斯特拉顿在场的情况下，并且有预先提交的问题清单，才可以见面。”
“天啊，比安排修女到安全套厂里上班都还难搞定。”杰夫说着一口干了啤酒。
“不错，”艾莉挤挤鼻子，“她完全在斯特拉顿的控制之下。她甚至不能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出去吃个午饭。我没办法把她带来询问。”
“上帝啊，艾莉，你可是联邦特工……”
“你想要我怎么做，叫我上司来办?我们需要一个她圈子里的人。一个能接近她的人，让她说话。可我在这里没什么人认识。”
就像我说的，我有一张特朗普俱乐部的会员卡，再捏在手里不甩出来就没用了。我在手心里转着啤酒瓶。“我也许有个法子。”
有人说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真的搞清楚。生活告诉我，人生道路上总有些磕磕绊绊的东西挡在路当中。就像富人总和富人在一起，不管他们持什么立场。英国人是这么说的吧?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想要是你不试试，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利益是什么。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打了个电话。我好像一个十六岁的毛小伙第一次约女孩子出去。我这辈子拨电话号码还没有这么紧张过。
“是我，奈德。”我一听到对方拿起话筒，还没怎么说话就口干舌燥。
我等着。没有回答。我开始担心我犯了个错误。我可能会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一大堆的麻烦。
“你肯定是把水管子扔到了水池深处——对于打扫水池的来说这可不好。”索尔。罗斯最后叹出了一口气。
我并没有笑。他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就是索尔绝对严肃的风格。“我开车离开的时候，索尔，你说过什么。你说男子汉可不干在深更半夜溜走的事。还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我该听你的，我自己知道目前情况如何。我需要知道的是，索尔，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不会把你交给警察，如果这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跟他们说你离开的时候我正在睡觉。”
“我知道，”我说，心里感到有点害臊，“谢谢。”
“没什么好谢的，”他很平静地说，“我会看人，孩子。我也知道你没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把头从听筒边扭开了片刻，咽了咽口水。“我没有做，索尔。
我对天发誓。不过我需要有人帮我证明这个事实。我能信任你吗，索尔?“
“你可以相信这点，奈德，”这位老人说，“我也曾有过你的痛苦，我得到的教训是，唯有品质上佳的朋友才能使你不会沉沦入狱。
你有那样的朋友吗，小奈德?“
“我不知道，”我回答，嘴唇有点干，“你是什么类型，索尔?”
我听到他咯咯地笑了。“在这种情况下，”索尔·罗斯说着停顿了一下，“最高级别的，孩子。最高级别。”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见谁?”杰夫把摩托开进圣爱德华教堂街对面的停车场里，熄了火。
格林餐馆兼药房坐落在城北，是恍惚中能重现往日时光的地方。
肯尼迪任总统时，棕榈滩是冬宫，肯尼迪和华盛顿的职员会通宵聚会，然后在圣爱德华教堂做清晨弥撒，然后拥到格林的店里来杯咖啡提提神，穿着礼服和店里的女招待说粗话。
我们要见的那个人正坐在角落里的一个靠窗的包厢内，他穿着件浅灰蓝色的V 字领运动衫和高尔夫衬衣，一顶羊毛袋鼠帽放在一旁，他日渐稀疏的白发牢牢地贴在他的头皮上。他正摊开一份《华尔街日报》，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与其说他是那个要救我性命的人，不如说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在查看股票行情的退休老会计。
“那么，你有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人，伙计?”钱普用手肘顶顶我，在屋里扫视了一番，想找到那个我们要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躲在我那里。有绝对内部人物啊。”
“我告诉过你，钱普，相信我。”
我走了过去。他呷了口咖啡，把报纸叠成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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