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不公正的指责下，帕特里希娅惊呆了，她感到愤慨：
“至于背叛，这是您干的事，亨利!我是委身于您的!我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您!我只是为了您和我们的孩子在活着!可是您把这一切都毁掉了!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解释。在一张小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永别了!’您说要杀掉我?……可是，如果没有罗多尔夫，我早就死了!原谅您?休想吧。不过，我可以对再也不放在心上的残酷的过去给予原谅!也可以对一个已经从头脑中抹掉的和根本就不再把他放在心上的、冷漠的人给予原谅!”
她非常地坚决，又很倔傲和毫不留情。亨利·马克·阿莱米极力保持着冷静。他站了起来，答应她当天就换客舱，而且不再打搅她，还说一到了欧洲，他就马上再返回纽约。
“您应该去管理您的报社和照看您的妻子。”帕特里希娅近乎命令地说。
他耸了耸肩。
“不，报社让我厌倦。这是超过我的能力的。编辑们集中在一起，他们会干得比我好。我已经在出发前交出了权力。我已经把所有的善后工作都解决好了……”
“那么您的妻子呢?”
“当我真正了解了她之后，我讨厌她。她非要把我从您的身边夺走。这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私、浅薄，而且非常任性!”
“您的位置是在她的身边!因为您已经娶了她!您应该让她幸福!这是您的职责!”
他辩驳着、哭泣着，重又开始恳求她。当看到她无动于衷后，他最终答应了她向他提出的一切。
“一个懦夫，一个没有主见和三心二意的人。”帕特里希娅回到自己包舱后，这么想着，“我当初怎么会上当受骗到这种程度呢?怎么会把他这么一个人看成是一个正直的和值得爱的人呢?……”
亨利·马克·阿莱米并不使她害怕。她这一夜睡得很安稳。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得知夜间在甲板上有两个人在相骂打架。其中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扔到了海里。
那位名叫安德莱伍·福伯的旅客从那时候起就不见了。人们都相信他成了牺牲品。但是无人知道是谁把他从船上扔下去的。没有人是这次相骂打架的直接见证人。打斗者之一被扔进了大海，另外一个又隐匿了起来。人们在船员和旅客中徒劳地寻找着。这神秘人物未被揭露出来。
可是帕特里希娅断定——尽管没有证据——这个凶犯是“野人”。是他在杀害了父亲之后，又干掉了儿子的。她猜想“野人”一定混在了旅客之中。她认真地研究所有的面孔……可是怎么能够认出只是匆匆一见，而且是在特别危机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仔细看的人呢?
年轻女人尽管胆子很大，但她知道这是危险时刻，因为她的看法是经过认真推理的，和令人鼓舞的：有人在监视她。是的，那个曾经救过她一次的人，在必要时，还会再救她的，那么他也在这条“法兰西岛”号船上了?为什么不呢?他不是曾许诺要救她，要保护她吗?他不是最强大的吗?想到她要面对一切可能的攻击，为了保护好自己，她像对待有用的护身符一样，在脖子上挂上了他给她的那只小银口哨。只要一有情况，她就叫他，他也就会来的，她对此坚信不移……
现在，她心里非常踏实，她可以在宁静中度过剩下的旅行时光了。没有任何事发生。像野人一样，她的拯救者就躲在她看不透的阴影里。
到达后，在登岸的栈桥上，她就站在他们的迎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让她能够在离船登岸的旅客中辨认出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可是他们却在她的记忆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险恶、粗俗，令人生畏、并且有着执拗的、粗暴的和胆大妄为的激情的人;另一个则是果敢、友好和强大的人。她信任他，有他在，她就再也没有恐惧感了，因为他答应救助她并保护她。
帕特里希哑的方案是建立在以下的推理上的：
吉姆·马克·阿莱米的伟大而神秘的事业决定了他要做这次到法国的旅行。那么，野人，杀害他的这个人——就是他，这一点不容置疑——也要到法国去，这样做既可以躲避纽约警方的追捕，也可以继续他已经开始了的想要得到好处的行动。肯定地，在英格兰秘密地离船之后，他想走另外一条路到法国来。于是帕特里希娘在勒阿弗尔租了一部汽车，开到布洛涅，然后到加来，为的是监视从大不列颠来的旅客在此登岸。
傍晚时分，在加来，一个穿着宽大的套袖式大衣、戴着压得很低的鸭舌帽、脸的下部裹在灰色围巾里的人走过了栈桥。他的右手提着一只沉重的衣箱。在他左手臂下，夹着一个用纸包着而且用线绳捆着的包裹，大小与马克·阿莱米被盗的那只皮公文包一样。
帕特里希娅小心地躲藏起来，观察着这个人，最终认出了这个被人称作“野人”的人的身影。于是她紧紧跟了上去。
他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帕特里希娅登上了他隔壁的那一节车厢。到巴黎后，他住进了离北站不远的一家大旅馆。帕特里希娅也在同一家旅馆、同一层楼安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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