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您所说的那样，只是个假设而已。他们为什么会杀人呢?”
“我不知道。”
“您想象不出抽屉里被盗走的是什么东西?”
“想象不出，预审法官先生。我的朋友沃舍雷尔并不富裕，尽管有人说他有钱，他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放在一个证券经纪人那里，家里什么也没有放。”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有。”
“他的书呢?”
“不值钱，你可以查实的。他为此感到遗憾。他曾想搜集孤本书与古代的精装书。可是他没有钱去买。”
“他从来没有跟您谈起戈迪兄弟吗?”
“从来没有。虽然我非常想替我死去的可怜的朋友报仇，我不愿意讲任何与事实不符的话。”
审问继续进行。预审法官接连逼问戈迪兄弟几个问题。总之，对质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搞清楚了若干次要问题之后，法官们回到丰蒂纳。
勒博克先生的产业，位于村镇边缘，并不比“茅屋”的范围大。很高的树篱修剪得很整齐，围成园子。透过入口处的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圆圆的小草坪，一座刷成白色的砖房子。跟“茅屋”一样，从栅栏门到房子之间的距离为十五米至二十米。
预审法官请勒博克先生坐到凶案发生那天他所在的地方。勒博克先生就坐在窗子那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嘴里叼着烟斗。
在这点上，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所有经过栅栏门的人，朝房子望一眼，不可能看不清楚勒博克先生。五个被召见的证人，丰蒂纳镇的农民或店主作了证，勒博克先生在案发那天，从中午至四点钟，都在家里，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他现在坐在法官们面前一样。
法官们对警探并不掩饰他们的困惑。贝舒曾对预审法官介绍过他的朋友巴尔内特，说他是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的侦探，预审法官于是忍不住地问道：
“案件错综复杂，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是呀，您有什么看法?”贝舒帮腔道，向巴尔内特使了个眼色，重申他出于礼貌的推荐。
吉姆·巴尔内特旁观在“茅屋”的讯问全过程时，一言不发，贝舒问了他几次，也是白问。他只是摇摇头，嘟哝着发出几个单音节。
这时他友好地回答道：
“复杂得很呐，预审法官先生。”
“是吗?其实，天平并不倾向这敌对的任何一方。一方面，勒博克先生不在现场，那天下午，他完全不可能离开他的家，确凿无疑。但是，另一方面，三兄弟的陈述，我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确实可信，一点不假。在右边或者在左边，肯定有可耻的行为和卑鄙可笑的举动。但是，究竟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戈迪三兄弟是否无辜?他们是可疑的人物，长相粗鲁。笑容可掬的勒博克先生可能是罪犯吗?他满脸天真与宁静的神态。或者应该假设一下，悲剧中所有的演员的各个方面，是否跟他们扮演的角色相符合?勒博克先生无辜吗?戈迪兄弟有罪吗?”
“总之，”福尔梅里先生满意地说道，“您也不比我们有更多的进展。”
“噢!不对，我有很大进展，”吉姆·巴尔内特断言道。
福尔梅里先生抿紧嘴唇。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道，“请把您的发现告诉我们吧。”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不会不讲的。今天我只请求您，预审法官先生，再召见另一个证人。”
“另一个证人?”
“是的。”
“他的姓名?住址?”福尔梅里先生突然摸不着头脑，发问道。
“我不知道。”
“嗯?您说什么呀?”
福尔梅里先生开始私忖，这个“非凡的”侦探是否在嘲笑他。贝舒非常不安。
吉姆·巴尔内特终于俯身向着福尔梅里，指了指勒博克先生。勒博克正在十步开外的阳台上，一直认真地抽烟斗。巴尔内特完全信赖地低声说道：
“在勒博克先生皮夹子的暗袋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刺着呈菱形的四个小洞。名片将告诉我们那个人的姓名与住址。”
这个荒谬的说法，根本不是为了使福尔梅里安心，但是贝舒警探却毫不犹豫。他不找任何借口，就要勒博克先生交出他的皮夹子，打开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上面果然刺有呈菱形的四个小洞，印着一个姓名：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小姐，还有她的住址：巴黎旺多姆大酒店。
两位法官惊奇地对望了一眼。贝舒高兴极了。然而，勒博克先生一点也不窘迫，高声说道：
“天哪!我到处寻找这张名片!我可怜的朋友沃舍雷尔也在寻找它呀!”
“他有什么理由寻找这张名片?”
“噢!这您就问得太多了，预审法官先生，大概他曾经需要名片上的住址吧。”
“但是，这四个洞是什么意思?”
“我用锥子刺了四个洞，记下我在玩纸牌时赢了四分。我俩经常玩纸牌，我大概在无意之中把这张名片放进了皮夹子里面。”
他解释得很有道理，讲得十分自然。福尔梅里法官完全相信这个解释。但是他需要知道，吉姆·巴尔内特怎么能够猜到，这张名片放在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的皮夹子的暗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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