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和她两人当场捉住了，”阿维利纳小姐大声说道，“巴尔内特起初追求我，刚才却在拥抱她。巴尔内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贝舒先生，你应该问问他：一个星期以来他在这里搞什么鬼名堂?他为什么把时间全都花在询问我们和到处搜索上面?喏，我可以告诉您，他知道是谁偷了那包东西。是看门女人，是的，阿兰太太。那么，他为什么不许我对您提起那事呢?而且，对于证券，他已知道真相。他对我讲的话可以作证：‘证券在这房子里，又不在;证券不在这房子里，又在。’贝舒先生，您要提防他呀。”
吉姆·巴尔内特把女打字员安顿好了以后，一把抓住阿维利纳小姐，用力推回她的房问。
“走吧，我亲爱的老师，不要大声吵闹，别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您讲起笛子来头头是道，但是您讲不清楚别的事情。”
贝舒完全没有料到他会回来。阿维利纳小姐透露了吉姆·巴尔内特的想法，案件在贝舒的头脑里立即变得清晰了。对，罪犯就是阿兰太太。起初他怎么没有想到呢?他确信那是真的，十分气愤，急忙下楼去，冲向看门女人的小屋，尼古拉·加西尔跟在他的后面。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呢?它们在哪里?是被你偷了!”
尼古拉·加西尔也来到了。
“我的证券呢?女贼，你把它们怎么样了?”
他俩摇晃着那个胖女人，每人抓着她的一只胳膊拉来拉去，向她问一连串的问题，不住地臭骂她。她一声不吭，好像受了惊一样。
这个夜晚，对于阿兰太太来说，十分难挨，以后的两天也同样痛苦不堪。贝舒始终坚信巴尔内特没搞错。根据这个指控，整个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了。看门女人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那包证券不寻常地放在床头柜上，而且只有她才有房间钥匙，她极可能了解加西尔先生的生活习惯，她又回到套房里，攫取了证券后逃走，躲进她的房间里，尼古拉·加西尔在那里又见到了她。
贝舒失去了勇气。
“是的，很明显是这个女贼偷了那个包，”他说道，“但是，秘密还是没有揭穿。是看门女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作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没有查出我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的下落，这案就等于没破。我承认她把股票带到了她的房间，但是，她在九点钟到我们搜查她的房间那段时间里，究竟用什么奇妙的办法转移了股票呢?”
这个秘密，那个胖女人始终不肯讲，尽管人家威吓她，并且在精神上折磨她。她还是否认一切。她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虽然她涉嫌犯罪是毫无疑问的，她却矢口否认绝不吐真情。
“该结束了，”一天早上，加西尔对贝舒说道，“你已经看到，图菲蒙议员昨天晚上推翻了内阁，使之下台。记者们将要来采访他。我们能够搜查他们的身体吗?”
贝舒承认阵地难以保住。
“三个钟头以后，我将知道一切情形。”他肯定地说道。
下午，他去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敲门。
“我正在等你，贝舒，你需要什么吗?”
“你的帮助。我摆脱不了困境了。”
这个回答是开诚布公的，贝舒的此行是完全值得的。他认了错。
吉姆·巴尔内特向他大献殷勤，热情地抓住他的肩膀，跟他握手，十分巧妙地不让他感到失败的羞辱，这不是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会谈，而是两个同志之间的和解。
“说实在的，我的贝舒老友，使咱俩疏远的小小误会，叫我无限痛苦。像咱俩这样的朋友，竟然成了仇敌!多么叫人伤心!我因此失了眠。”
贝舒皱了皱眉头。在他的内心深处，正苦涩地责备自己身为警员，却仍然同巴尔内特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命运竟然使自己成为那个人的合作者与感恩者，这使他感到非常气愤。而且他素来认为那个人是个无赖的骗子。但是，无可奈何!有的环境会令最正直的人弯腰，失去了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正是这种环境!
他压抑着顾虑之心，低声问道：
“那窃贼正是看门女人，对吗?”
“正是她，种种迹象表明，只能是她作的案。”
“但是，这个一直都受人尊敬的女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你稍微谨慎一点，调查一下她的情况，你就会知道：这个不幸的女人有一个坏透顶的儿子，把她的钱全给骗走了，令她十分痛苦。正是为了这个儿子，她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贝舒浑身打战。
“她终于把我的非洲矿业股票交给他了?”
“啊!这倒没有，我不允许她这样做。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它们在哪里?”
“在你的口袋里。”
“你别开玩笑!巴尔内特。”
“我不会开玩笑，贝舒，当涉及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你证实一下吧。”
贝舒的一只手，犹豫不决地伸进那个被他指着的衣服口袋。他拍了拍，然后取出一个大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送交我的朋友贝舒”。他拆开信封，看见了他的非洲矿业股票，清点一下，正好十二张。他的脸变得苍白了，两腿发着抖，巴尔内特把一只嗅盐瓶递到他的鼻子下，他嗅了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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