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摇摇头，手指抚过他的胡须，微笑着。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类的对话。”
“我也这么觉得。”丹尼尔边说边写。“你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来的?”
“肯定快到十点半了。”
“你回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间去，读些医学杂志;直到它们让我困得睡着为止。”
“那是几点钟?”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那些杂志都是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十一点就睡着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没有确定。’你听到或见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一点没有，对不起了。”
丹尼尔与他道了别，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个嬉皮士，丹尼尔想。那种不时用一点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对生活感觉迟钝一些的人，是个梦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亚迪医生就显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说是苗条——皮肤和丹尼尔一样黑，黑色的短发，上了很好的发油，胡须像一条铅笔道似的，修剪得几乎达到了建筑学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医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装只能更让人们觉得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亚迪有亲戚关系吗?”丹尼尔问他。
“他是我父亲。”阿比亚迪有点疑虑地说。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穿警服的警察时，小偷闯进了你父亲的仓库，偷走了一批新运来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负责这件案子。”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赃物归还了失主，他为自己骄傲了好几天。
他试图以此引发亲善感，但失败了。
“我对瓜果一窍不通，”年轻医生冷冷地说，“十年前我住在美国。”
“美国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车城?”
阿比亚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学医吗?”
“是的。”
“在哪儿?”
“韦恩州立大学。”
“你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的?”
“两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吗?”
“是的。”
“你的专长是什么?”
“家庭医学。”
“你参加哈达萨的学术讨论会了吗?”
阿比亚迪的脸绷紧了，气得几乎发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为什么要玩游戏?”
丹尼尔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阿比亚迪说，“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你们就来骚扰我们。”
“你以前被警方骚扰过吗?阿比亚迪医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轻的阿拉伯人厉声说。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来。“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说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
“不，没有。这恐怕是我对你所有问题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呢?”
“没有。”
“没有喊叫声吗?”
“没有。”
“你有车吗?”丹尼尔问，他是在推延会面时间以对付阿比亚迪的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年轻医生的回答与他的人很不相称。他的愤怒是由于政治原因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受负罪感的折磨?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研究哈桑·阿比亚迪。
“有。”
“什么车?”
“一辆梅塞迪斯。”
“什么颜色?”
“绿色。”
“柴油机还是汽油机?”
“柴油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回答。
“你把它停在哪儿了?”
“后面。和其他人的车在一起。”
“昨晚你开它了吗?”
“昨晚我没出门。”
“你整晚都在这儿。”
“是的。”
“干些什么?”
“学习，做我自己的事。”
“学什么?”阿比亚迪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眼：“与其他不太注重教育的行业相比，医学领域是十分复杂多变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走进餐厅。她看见了阿比亚迪，就向他走来，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早上好，哈桑!”她愉快地说，阿拉伯口音很重。阿比亚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问丹尼尔。
女人有点迷惑。她很朴素，好看的脸，塌鼻子上有雀斑，没有化妆。穿一件白色无袖的弹力上衣，蓝色牛仔裤，低跟凉鞋。她的头发不多，但很直，发点绿色，长度及肩，被她用发夹在耳后夹住了。她的眼睛又大又圆，颜色与她的头发很相称。眼珠询问似的落到丹尼尔脸上，接着看到了他的警徽，眼中更加蒙上了困惑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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