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为你们支起一张桌子了。五个人，对吧?”
“如果他们都能来的话。”
科哈维把门推开：“有一个人已经来了。”
后面的宴会厅几乎是空的。墙上贴了酒红色的墙纸，室内用放在灯台上的水晶灯照明，在远远的另一边有一个高出来的木头舞台。这个餐厅可以容纳二十四张桌子，但只有一张上面摆了东西，坐了人。舞台旁边的圆桌上已经铺了一块酒红色的亚麻桌布。桌旁坐着一个毫无特点、难以形容的男人，他正在看报纸。听到脚步声，他迅速抬眼看了一下。
“今天的鱼很好!”科哈维在半路上停下来说，“里脊牛排和烤羊肉也不错。其他人到的时候，我会送他们过来。”
“他们中的一个人从没来过这儿，”丹尼尔说，“他叫伊利亚斯·达奥得。”他描述了一下达奥得的外貌特征。
“达奥得，”科哈维说，“是那个参加破获第二团伙的阿拉伯人吗?”
“就是他。”
“我喜欢这份差事。我关照这件事，他不会找不到的。”
“谢谢。”
餐厅老板离开了，丹尼尔走到读报人那里，在他对面坐下，把装照片的信封靠在他的椅子腿上。
“你好，纳哈姆。”
报纸放下来，那男人略一点头：“丹尼。”
他五十多岁，歇了顶，很瘦。他的鼻子有点鹰钩形，但不足以让人记住，他的嘴像个中等长度的连字符;他的眼睛像中等棕色的两粒珠子，缺少光彩，也许是因为困倦。这是一张很容易被人忘记的脸，已经习惯于宁静的生活。他戴着老花镜，一只胳膊上戴着块廉价的数字式手表，穿着带有隐约方格图案的谈蓝色的运动衫，衬衫的口袋里塞着圆珠笔。一件海军蓝色的防风牌夹克衫整齐地叠好，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夹克衫上接着一个有肩带的手枪皮套，里面放着一支9毫米口径的贝莱塔枪。
“格兰高地上的老鼠正在自杀，”他敲敲报纸，然后放下它，
“它们从悬崖上跳下去，一次有成百只。数量过多而产生的本能反应，这是科学家们说的。”
“十分崇高。”丹尼尔说。
“并不完全是这样。”瘦男人说。“没有足够的老鼠作为食物、以它们为猎物的猫头鹰就会死掉。”他笑了一下，“如果猫头鹰对联合国抱怨几句，我们就会因对动物残忍的罪名受到指控。”
通往厨房的门猛地开了，服务员埃米尔拿着一大盘沙拉定到桌前——两种茄子、腌黄瓜和希腊苦橄榄——还有一叠皮塔饼。他在他们每人旁边放下一只盘子，然后很正式地鞠了一躬。
“想喝什么，沙拉维探长?”
“请给我拿苏打水吧。”
“你呢?麦发克阿·施姆茨?”
“再来一杯可乐，这次不加酸橙。”
他离开以后，丹尼尔说：“提到联合国，我今天早上到山上的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去了。它和我们的新案子有关系。”
“我也听说了，”施姆茨在他的手指之间转动着一颗橄榄说，“斯格柏斯山血腥分尸案。”
“消息传得就那么快吗?”丹尼尔问。
他那尖利的声调使施姆茨拾起头来。
“不过是从巡警们那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而已。你额外要了一辆车去搜查山坡——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大的交易吗?”
“没有什么大的交易，只是劳孚尔想要保密。”
“我想要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施姆茨说，“可谁又能为我做到呢?”
“你到底听到些什么，纳哈姆?”
“疯狂的杀人案。受害人可能是个妓女，可能又是一件灰人做的案。是这样的吗?”
丹尼尔摇摇头：“无法确定。”他讲了他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的叙述似乎使施姆茨受到了震动。
“太疯狂了。”施姆茨哺哺地说，“我们过去从没见过这种事。”
埃米尔带着饮料来了，他看见食物一点没动，便问一切是否都还好。
“一切都好。”丹尼尔说。他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水池旁，用一只铜盆洗了洗手。回到桌旁，他坐下来，开始念面包的感恩祈祷词，掰开一块皮塔饼，蘸了点调料，把它吃了。他又把另一块饼蘸了一下，放进嘴里。孜然和大蒜的辛辣很过瘾地刺激着他的舌头。埃米尔赞许地点点头，转身走了。
“在医院里了解到了些什么?”施姆茨问。
“典型的联合国态度，嘴上说着好听的应酬话，实际上充满敌意。”
“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过得像王子一样——免税的梅塞的斯车，别墅，外交豁免权。现在他们付给他们那些官僚的有多少?每年四万还是五万?”
“九万。”
“谢凯尔还是美元?”
“美元。不征税。”丹尼尔说。
“真恶心。”施姆茨说，“等于你我十年的工资。而他们无所事事。”他在茄子沙拉中蘸了一下皮塔饼，一边嚼一边皱着眉，“我记得在一个盗窃案中我审问过一个尼日尔人，穿着沙法利牌西装，拐杖头上镶着象牙，他的名片令人难忘：西奈边界委员会地区执行总裁。他在推测我们杀了多少埃及人，埃及人杀了我们多少人。不管我们在戴维营已经把这些情况全报告了这回事，也不管边界早巳名存实亡——这家伙的工作就是管理边界，因为联合国的强硬路线派永远不会承认戴维营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里还是战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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