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路易越说越激昂，因为自信而充满活力。而他的指控雄辩有力，合乎逻辑，似乎展现了事实本身。
堂路易又重复道：
“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这就是匪徒!韦罗侦探可能揭露他的阴谋，这就是他所处的形势，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他赶到警察总署，打听清楚韦罗侦探确实死了，也没有来得及揭穿他的罪恶图谋，这才将他策划的可怕行动付诸实行。那一幕您还记得，总监先生，他是那样不安，那样恐惧：‘总监先生，请保护我……我受到死亡的威胁……明天，我会遭到毒害……’明天，他要求您第二天去援救他，因为他清楚，当晚一切就完成了，第二天警方面对的将是一场谋杀案，是两个罪犯，他本人已经准备了指控那两个人的罪证，面对的是玛丽—安娜·弗维尔，她可以说会首先受到追究。
我和马泽鲁队长当晚九点去他公馆，他明显地显得局促不安，原因就在于此。这两个人闯进来干什么?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他经过一番思考，放下心来，我们又坚持留下，他只好同意。不管怎么说，这与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一切步骤都已安排妥当，任何监视看守都不可能破坏它们，甚至都不可能发现它们。我们在场或不在场，该发生的事照样会发生。他召来的死神决不会误工。
于是那一幕戏，确切地说，那一幕悲剧便开演了。弗维尔夫人被他打发去歌剧院，先是她来向他道别。接着仆人给他送吃的，其中的果盘里放着苹果。接着，他一阵恐慌、不安，这是死亡在一个临死的人身上激起的恐惧。再接下来，他向我们撒谎，打开保险柜让我们看，里面有个灰布壳面的日记本，他说记载了有关阴谋的材料。
至此，事情就完成了。马泽鲁和我退到候见厅。弗维尔把门关上，独自一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挠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大概在白天，弗维尔先生模仿索弗朗的笔迹，给弗维尔夫人写了一封信，要求不幸的女人与他在拉纳拉见面。这种信通常读过后就会被撕掉。晚上十一点钟，弗维尔夫人离开歌剧院后，就在离公馆不远的拉纳拉盘桓了一个钟头，等她的约会人，以后才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与此同时，在五百米外，公馆另一边，索弗朗正在作每星期三例行的朝圣散步。这时案子正在发生。这两人，一个因为弗维尔发生的暗示，一个因为新桥咖啡馆的事件，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两人一则提不出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二则解释不清案发时在公馆附近干什么来着，不被指控和认定为作案人才怪呢。
如果出现了意外，使两人幸免于指控，那么弗维尔先生还准备了一个无可否认、伸手可及的证据，就是留有玛丽—安娜·弗维尔的齿痕的苹果!再有，就是几星期以后，那绝妙的决定性的装置。那些揭露罪行的信，将十天一封，十天一封，神秘地送到警方手中。
这样，一切都安排好了。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被那个精明得可怕的头脑考虑到了。总监先生，您一定记得，从我戒指上掉落，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颗绿松石?只有四个人可能见到并且拾到。其中一个是弗维尔先生。我们首先把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然而，正是他拾的。他已经察觉到我的介入对他构成威胁，要预先排除，便利用送上门来的机会，把绿松石放进保险柜，以造成对我的怀疑。
这一回，他要干的事全部干完了。余下的，就由命运来完成了。在‘怀着仇恨的人’和他的陷害对象之间，只隔着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完成了。弗维尔先生死了。”
堂路易不说话了。这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他这番不同寻常的叙述得到了大家的完全肯定。大家百分之百地相信，没有半点异议。须知，他要他们相信的，是最难以叫人相信的事实呵。
德斯马利翁先生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和马泽鲁队长守在候见室。外边，有警察守着。就算弗维尔先生知道有人夜里要杀他，但在那个时刻，有谁能够杀他和他儿于呢?房子里没有人。”
“有弗维尔先生。”
这话一出口，立即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幕布一下拉开了，堂路易揭示的景象在使大家感到恐怖，也出乎意料地激起了大家的怀疑。就像太多的好意反会激起反抗，大家对这番话的反应便是这样。
总监先生的话概括了大家的感觉：
“够了!这样的假设够了!它们看上去是这样合乎逻辑，其实得出的结论却荒谬不堪。”
“总监先生，表面看是有点荒谬，但谁能说，弗维尔先生的行为能够用正常的理由来解释?显然，人是不为单单为了满足自己报复的意愿而乐意去死的。但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也注意到弗维尔先生极瘦，脸色苍白。谁能说他没有患上绝症，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呢?……”
“够了，我再说一遍。”总监叫道，“你说的都是假设。我要的却是证据。只要你举得出一个证据，也就行了。我们等你拿出证据来。”
“总监先生，喏，这就是证据。”
“嗯?你说什么?”
“总监先生，我在敲掉石膏层，取下这盏吊灯时，在金属盒子外面，发现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因为吊灯装在弗维尔先生的儿子住的阁楼下面，弗维尔先生显然能够揭起阁楼的拼木地板，摸到这个机械装置的上部。因此，在最后一夜，他把这个信封塞了进去。此外，他在上面记下了案发日期：‘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点。’还签了名：伊波利特·弗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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