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需要一个侦探，我正在锤炼一个极端危险的犯人。我没有向您汇报，是因为除了猜测和假设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巴图林引颈送死，我们只得采取了某种补充措施。”
随后古罗夫叙述了有关靶场和手枪的情况。
“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奥尔洛夫揩揩有疙瘩的前额，搓一阵原来就不成样子的鼻孔。“你的头脑很灵活，不过这不是新现象。我们共事期间，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你害羞。你这个人有时候犯过错误，但没有做出一次下流勾当。”他从桌上拿起巴图林的手枪，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拭净，然后撕碎了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把它扔进纸篓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必须仔细听完，默不作声。你这个上校，拿定了主意，变成了伟人，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可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罪犯，比如说贪污分子呢?他贪污一个卢布并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贪污三卢布金币，下一步怎样，不言而喻了。一个人或则诚实，或则不诚实，怀一点儿孕的人是不会有的。我对你这个密探——捕狼的大猎犬——说这些话，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怕。”
古罗夫的面色变得煞白，斯坦尼斯拉夫悄悄地揩了揩自己的脸。
“这是以道德为理由，现在是以问题的本质为理由。你有什么保证，能肯定罪犯没有对手，那次开枪的正是他，而那个被您尾随的人没有开枪，你使无罪的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可能性很少，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古罗夫几乎要高喊一声，“这个巴图林对我很有用。”密探从口袋中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开始传来了巴图林的声音：“不是为了记录，不过我是戴了手套的。”
“你是个职业侦察员，我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怀疑，”奥尔洛夫冷淡地说，“你要在自己记忆中保留这次录音，而你心里明白，录音在法律上没有效力。那个人当时戴一双手套，这是不能禁止的。如果他们向我说你的坏话，他们就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机关，那么，古罗夫上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得坐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某个不认识你的上层官吏会熟悉一下材料，并因延误侦查而将呈文提交内务部。如果他逮捕巴图林，这个人就要送进监狱里去。罪人却是无辜的，你永远不得而知。”
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那条经受许多苦难的手帕，拭净了眼角并且继续说：
“可能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他们会走到反贪斗争处去。内务部的上级军官在保险柜中存放着各种确凿的罪证，不提供渠道，索取赃款。怎么样?你要花多少时间洗掉污点，洗得干净吗?在任何场合你的前额上总留有烙印，而那些认识你的人都会说，真可惜，你可诚实地干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他为榜样，吃掉了肝脏，而他只不过是个和大家同样的人，甚至是更坏的人。”
古罗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从奥尔洛夫的桌上拿回自己的手帕，揩了一下脸。
“我要递上报告吗?”
“你必须工作。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的谈话。军官先生们，你们没事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今天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古罗夫说，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我亟须知道谁把这件事告诉上司了。”
“他决不会说。”斯坦尼斯拉夫坚定地说。
“他决不会说，”古罗夫表示赞成，“但是我来打听一下。工作吧!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让我们研究一下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他和中校福金之间的奇怪的友谊，这个士兵出院了，福金送他回家去了。我不赞成这一套。”
电话铃响了。维罗奇卡汇报说，巴尔金副部长特急传唤古罗夫上校。巴尔金中将领导刑事侦查局。这样的传唤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若考虑到刚才他和彼得的交谈，古罗夫心中想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斯坦尼斯拉夫从桌后走出来，一把抓住朋友的手，不知怎的低声地说起话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以上帝的名分祈求你，你只要不吭一声，用头指点，像骆驼似的，不吭一声吧，”斯坦尼斯拉夫绝望地看了朋友一眼，叹了一口气，“你走吧，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不过你得考虑到，你离开的话，我连一天都不干了，我的儿子在成长。总之，去你妈的呀!”
“好样的，斯坦尼斯拉夫，你很少有说实话的必要，”古罗夫走出办公室，经过那无鲜明特征的长廊迈开大步走起来。
彼得严厉斥责他，他并不觉得难过，他们没收巴图林的调查材料一事，甚至没有使他过分伤心。根据各种情况来推断，后者立刻向那个领导工作的福金招认了一切，在这种场合下，作为侦探的巴图林可谓为一文不值。古罗夫深受刺激的是，某人，甚至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已经指出了古罗夫的严重错误，原因是的确发生了错误，而且错误会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想必福金也知道这些错误，因而他不畏惧古罗夫，而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就会使得对方遭到打击。看来他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巴尔金副部长打击奥尔洛夫的。因此，副部长才召见古罗夫，他们之间又有一番不愉快的谈话，但是密探决不会向巴尔金承认错误，罪证消灭了，火车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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