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治疗海伦这种肿瘤方面运气很好，当然我们必须尽快开始治疗。我曾经设法让她尽快转到这里，可是你们波士顿的医生却不愿意放她。”“你知道波士顿那些医生。只要还有试验没有做完，他们就要做完。有时，当然，他们还要重复做试验。”“我们曾设法劝他们放弃活组织检查，”梅森大夫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更先进的磁共振成像仪诊断出成神经管细胞瘤。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你也知道，不管他们做过没做过，我们反正也得做活组织检查。我们还得用她的肿瘤做组织培养，这是整个治疗方案的组成部分。”“什么时候能做?”约翰·卡伯特问。
“当然越快越好，”梅森大夫说。
“可是你不必这样尖叫，”肖恩说。他开灯时遇到的惊吓仍未消失。
“我没有尖叫，”珍妮特说。“我只是喊叫一声‘真意外’。我也说不上究竟是我、你，还是那个女人最感到意外。”“那个女人是福布斯癌症中心的工作人员，”肖恩说。“我不知告诉你多少遍了。她在中心的公关部工作。她是他们派来接待我的。”“难道接待就要在晚上10点过后到你房间来?”珍妮特揶揄他说。“别对我神气活现。我才不信呢。你到这里一天也不到，就有女人上你房间了。”“我开始并不想请她进来，”肖恩说。“可是那样会很尴尬。她下午送我到这里来，晚上又领我去参加福布斯中心的宴请活动。我们停在门口，以便她取回自己的车。我想我应该热情好客一点，所以请她来喝啤酒。实际上我已告诉过她我累极了。见鬼，你平时不是老说我缺乏社交风度吗?”“想不到你学得这么快，正好用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上，”珍妮特怒气冲冲地说。“我想我的怀疑决不是无中生有的。”
“好吧，但是你有些小题大作，”肖恩说。“不去管它，你究竟怎样进来的?”
“他们给我过去两个门的那套房间，”珍妮特说。“而你房间的滑门没锁上。”
“他们为什么让你住在这里?”“因为福布斯癌症中心雇用了我，”珍妮特说。
“这是让你吃惊的地方。
我要在这儿工作。”这是一个晚上第二次，珍妮特让肖恩惊得目瞪口呆。“在这儿工作?”他喃喃重复这个问题，好像没听懂似的。“你在说些什么啊?”“我给福布斯医院挂了个电话，”珍妮特说。“他们正好有一项现职护士招聘计划，所以当场拍板雇用了我。他们再打电话给佛罗里达护士管理委员会，为我申请了120天的临时工作许可证，同时再为我办佛罗里达的护士执照。”“那么你在波士顿纪念医院的工作呢?”肖恩问。“没问题，”珍妮特说。“他们给了我立即生效的假期。这些日子做护士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护士紧缺。在规定聘用条件方面，我们护士比其他许多雇员有更多的发言权。”“听上去很有意思，”肖恩说。眼下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这样我们又可在同一单位工作。”“你难道没想过你应该先同我商量一下吗?”
肖恩问。“没办法同你商量，”珍妮特说，“你正好在路上。”“那在我动身以前呢?”肖恩问。“或者你也可以等我到这里后电话联系。我想我们本来是应该商量一下的。”“这就对了嘛，”珍妮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了才能商量嘛，”珍妮特说。“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的事。在波士顿，你又要做作业，又要搞研究，根本就没空。这儿你的担子无疑要轻一些。不像在波士顿，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肖恩从沙发站起来，向滑动门走去。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到佛罗里达的这场戏演得很糟糕。“你是怎么来的?”他问道。“我坐飞机来的，然后在机场租了一辆车，”珍妮特说。“那就是说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肖恩说。“如果你以为还可以把我送回去，趁早改变念头吧，”珍妮特说话时带着尖刻的声调。“这很可能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了我认为是重要的事违背父母的意愿。”她气势汹汹地说，但是肖恩听得出她就要放声大哭了。“也许我们两人的事在你的计划中根本排不上号……”肖恩打断她的话。“你越扯越远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问题在于我还不知道是否要呆下去。”珍妮特给惊呆了。“你在说些什么?”她问。
肖恩回到沙发旁，坐了下来。他看着珍妮特淡褐色的眼睛，把他到中心后令人不安的遭遇向她和盘托出，提到一半人对他敬如上宾，另一半人对他粗暴无礼。他没有忘记告诉她最关键的一点，即梅森大夫和利维大夫不肯让他参加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
“那么他们要你做什么呢?”她问道。
“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并不轻松，”肖恩说。“他们要我设法制造某种蛋白的单细胞抗体。如果这方面不成功，就要我去搞蛋白结晶。这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还不如回波士顿去搞我的致癌基因项目，也好为博士论文作准备。”“也许你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珍妮特建议道。“帮她们搞蛋白，同时作为报偿照样搞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肖恩摇摇头。“他们态度很坚决。他们不会改变主意。他们说成神经管细胞瘤研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我来这儿是搞基础研究的。我私下对你一个人说，我怀疑他们不肯让我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日本人?”珍妮特大惑不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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