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梅克从达格手里拿过一根头发，把它抻直，然后伸到窗前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齐肩，微卷，乌黑。
“这颜色是天然的吗?”
“不知道，我会把它拿回华盛顿做色检。但既然你说是什么阿拉伯的杀手，我猜这个应该是自然色。”
莱梅克摇摇头，“你错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两码事，他们是雅利安人。这就是沙哈?帕勒维1935年时把国家更名为伊穆朗特的原因，其含义为雅利安。”
达格出了一口长气，盯着指间的那几缕头发说：“也可能是个留长发的男人，不过我不太相信。整件事给我的感觉就是个女人干的。邦妮手臂上的伤口靠的不是力量而是技巧;奥特心脏上的刀——她插得不够深以至于奥特没有立即气绝。甚至连阿诺德的事也让人起疑。阿诺德不可能半夜三更给一个陌生人开门，但若碰到的是女人呢?谁知道呢?”
“身为杀手的大忌是惹人注目。一个留这么长头发的人肯定不会被选中执行此任务。”
达格小心翼翼地把头发塞回纸袋里。
“所以说，教授，您的水晶球怎么说?谁是她的目标呢?”
莱梅克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那些简陋的小屋和光秃秃的树枝。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形象——棕色皮肤、行踪无定、危险异常、慧黠机敏、训练有素，正行走在美国乡村的某条路上，盘算着在某个地方杀掉某个人。她潜入这个战火焚烧、一盘散沙的国家，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在某个地方，等待进攻的机会。
进攻的对象是谁呢?
莱梅克打开了他脑中丰富的有关暗杀的知识储备。有哪个历史人物是一直高枕无忧的?谁能够因为高高在上而受到万无一失的保护?没有人!20世纪的上半叶是部滴着鲜血的历史。1943年6月，丘吉尔没有登上那架被纳粹分子盯上的飞机，因此躲过一场大劫，结果《乱世佳人》里饰演阿西里?韦尔克斯的莱斯利?霍尔德成了替死鬼。1918年，列宁在一家工厂做完演讲之后被一名反列宁主义者偷袭，身中两枪。列宁活了下来，五年后却死于存留在他体内的子弹引发的铅中毒。1935年，在巴顿录治(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国会大厦的走廊上，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鱼王”修义?龙在周围满是保镖的情况下遭到枪杀，凶手是一名愤怒的医生。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市上车的时候胸部中了一枪，开枪人是一个神经错乱的酒馆老板。这名差点成了刺客的人说，1901年，就在麦金利总统被刺杀的第二天，其鬼魂出现在他的梦中并称凶手是当时的副总统泰迪(泰迪是西奥多的昵称)。罗斯福口袋里的五十页演讲稿和一盒避免他出洋相的金属药盒阻挡了那颗子弹，他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带伤坚持做完了演讲。七年后，他在睡梦中死去，那颗子弹仍在他的身体里。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去年夏天的那次蹩脚的希特勒谋杀，把炸弹放进燃料箱里的那次。然而以前不太著名的那次呢?1939年，一名大师级的瑞士木匠把炸弹放进了一个慕尼黑啤酒地窖的柱子里。这枚炸弹在希特勒离开十二分钟之后爆炸了。那天希特勒略感不适，于是提前结束了演讲，也没有按照习惯同啤酒同好者四处转悠。后来木匠被捕了，但谁也不信他有本事独自一人策划这一切，直到他申请去一个木品工艺店，并在那里为盖世太保演示了整个的操作过程。
莱梅克发觉达格一直盯着他。这个特工在等待回答。但莱梅克能说什么呢?告诉他那个波斯女人像虚构出来的人物?告诉他，她极具代表性或许还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论她有什么计划都不会失手?因为历史总是偏爱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存在的杀手。
达格的问题在于他要在一堆相互关联的猜测中寻觅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倘若一个假设错了，那么所有的结论都会被推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们两个现在找到的这点儿证据没有任何意义，纯粹都是推测。从案发现场到那几缕黑头发，他们一直都在做假设，这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比如，阿诺德的死如果不是自杀会是什么?杀手是谁派来的?如果他们两人猜错了她的目标，最后才发现刺客另有目标呢?那无异于给了她一张通行证，给那个刺杀目标判了死刑。最后，莱梅克还是不能完全否认那些当地警察的推断，或许真的只是一场家庭血案。再或者，那个杀手可能是个男人，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凶手可能只是当地一个觊觎古玩的小人物。
尽管有顾虑，尽管疑惑重重，莱梅克仍然觉得他和达格的推断是有道理的。这场谋杀是个阴谋!他的直觉这样告诉他，是个惊天大阴谋!
莱梅克没有回答达格的问题，而是问了另一个他自己的问题：“她为什么要杀邦妮和奥特?”
“因为他们发现了她。”
“发现她什么?”
达格不知怎么回答，莱梅克回答道。
“发现她到达那里，午夜时分，在寒冷冬夜里的一个偏僻的海滩上。真是运气不好。邦妮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是她看见那个家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然后就抓起铁棍走下卡车，想履行公务审问她。那个女人试图敷衍几句蒙混过关，但不知什么原因，邦妮就是不肯相信她，于是她们两个打了起来。奥特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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