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知道。”邦奇说，“那一定是个天大的打击，快请坐，我能给你们——噢，可能现在喝茶还早了一点儿——”埃克尔斯先生摆了摆他短胖的小手，“不，不，我们什么也不要。”他说，“我相信您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我只是想……噢……可怜的威廉说了些什么，您知道吗?”
“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埃克尔斯夫人说，“我总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经历。自打他回家来，他就一直显得很压抑，也不爱说话。他曾经说这个世界不适合人生活，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期望。可怜的比尔，他总是这样忧忧郁郁的。”
邦奇盯着这对夫妇看了有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轮手枪，”埃克尔斯夫人继续说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坐汽车到这儿的。我猜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他不会喜欢在我们的房子里自杀的。”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埃克尔斯夫人叹了口气说，“下判断已经无济于事了。”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然后埃克尔斯先生说：“他留下什么话了吗?临终遗言什么的，难道一句也没有吗?”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说，像猪一样的眼睛谨慎地审视着邦奇。埃克尔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倾着，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没有。”邦奇平静地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来到教堂寻求庇护。”
埃克尔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庇护?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尔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圣所，我亲爱的，”他不耐烦地说，“那才是牧师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杀，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想赎罪。”
“在他临死前他是很想说出一些东西的，”邦奇说，“但他只说了一个‘请’字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埃克尔斯夫人一边怞鼻子一边用手帕将眼睛盖祝“噢，亲爱的，”她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不是吗”“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说道，“别再难过了。这种事情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安息了。非常感谢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我们知道，牧师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们夫妇两人分别跟邦奇握了手。就在要出门时，他们又突然都转过身来，说：“噢，对了，我想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留下了他的大衣是吗?”
“他的大衣?”邦奇皱了皱眉头。
埃克尔斯夫人接着说：“您知道，我们想要他的所有东西，出于感伤的缘故。”
“他有一块手表，一个钱包，在他兜里还有一张火车票。”邦奇说，“我把它们都交给了海斯警佐。”
“那没关系，”埃克尔斯先生说，“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们。他的私人信件应该在那个钱包里。”
“钱包里有一张一镑的钞票，”邦奇说，“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信?没有像那样的东西?”
邦奇摇了摇头。
“噢，再一次感谢您，哈蒙夫人。他穿的那件大衣——可能警佐也把它拿走了，对吗?”
邦奇皱着眉头尽力地回忆着。
“没有，”她说，“我想没有。让我想想，格里菲斯医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检查伤口。”她大略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我一定把它和毛巾还有盆一起拿到楼上去了。”
“现在我想，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想要他的大衣，您知道，这是他的遗物。我太大对这件衣服相当动感情。”
“当然可以了，”邦奇说，“要我先让人把它洗一下吗?我恐怕它很——噢——很脏。”
“噢，不，不，不，那没关系。”
邦奇皱了皱眉，“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上了楼，过了几分钟才回来。
“真是抱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女佣人一定把它和其他要送去洗的衣服放在一起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我到它，在这儿呢，我用牛皮纸给你包起来吧。”
尽管埃克尔斯夫妇一再推辞，她还是把大衣包了起来。
然后他们夫妇俩带着千恩万谢再次与邦奇道别，便离开了。
邦奇慢慢地走过大厅，进了书房。朱利安-哈蒙牧师抬头看了看，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正在准备一场布道，可是老担心在赛鲁士国王的统治下，约旦与波斯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已将他引错了方向。
“一切都顺利吗，亲爱的?”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朱利安，”邦奇说，“圣堂到底是什么?”
朱利安-哈蒙愉快地放下了布道的讲稿。
“噢，”他说，“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寺庙里圣堂指的就是内有神像的内殿，拉丁文的单词祭坛‘ara’也有保护的意思。”他带着学者气继续说道：“在公元三百九十九年，圣堂在基督教教堂里的地位才被最终确立下来。在英国，关于圣堂权利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六百年由艾思尔伯特制定的《法的章程》……”他又继续解释了一会儿，但和往常一样，被他妻子对他博学的讲解的反应搞得心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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