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亲爱的小姐，”波塞瑞克先生说，“这个方案就有点儿像我所讲的‘专家的意见’。你给马可姆先生一个案子他就只看到一点——最可行的辩护方案。可在我看来，即使是最好的辩护方案也可能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方案没有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考虑进去。”
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奉承我的话，无非是我多么的明智，多么有判断力，多么能够洞察人的本性。他又请求我听听这个案子，希望我能给他们些建议。
我能看得出来罗迪斯先生十分怀疑我的能力，对于波塞瑞克先生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的这一举动他也感到极其愤怒。然而对这一切波塞瑞克先生都视而不见，仍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号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迪斯夫妇已经在班彻斯特的皇冠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罗迪斯夫人是一个轻度的癔想症患者，(我是从波塞瑞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吃过晚饭以后罗迪斯夫人就立即上床了。她和她的丈夫分别住在两间相邻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相通。罗迪斯先生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写一本关于史前隧石的书。在十一点钟他把稿子整理了一下准备上床睡觉，但在临上床前他向妻子的房间望了一眼，想看看她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结果发现灯仍亮着，而他的妻子却倒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死了至少已有一小时了，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罗迪斯夫人的房间里还有一扇门通向走廊，可它被人从里面锁上了，房间里惟一的一扇窗户也上了闩。而据罗迪斯先生回忆，除了一个来送爇水瓶的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人从他的房间经过。凶器是罗迪斯夫人放在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平常她把它用作裁纸刀。凶器上面没有指纹。
最后情况归结成这样——除了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什么人进过死者的房间。
我问了一下那个女侍者的情况。
“那也正是我们调查的第一步，”波塞瑞克先生说，。‘玛丽-希尔是当地人，她在皇冠旅馆做女侍者已经有十年了。
她根本就不可能突然对一个房客进行攻击。你无论怎么看她都是一个迟钝的人，甚至都有点儿傻。她的口供也没有一点儿出入：她给罗迪斯夫人送去了爇水瓶，看见她已经快睡着了——正在那儿打盹儿呢。坦白地讲，我不相信她会是凶手，而且陪审团也不会相信。”
波塞瑞克先生又提到另外一些细节。在皇冠旅馆里正对着楼梯是一间小休息室，房客们有时在里面闲坐，喝喝咖啡。一条走廊通向右边，走到拐弯处就是通往罗迪斯先生房间的门;在这儿走廊又向右拐，拐过去的第一扇门就是通向罗迪斯夫人房间的。在案发时这两扇门人们都能看见。第一扇门——进罗迪斯先生的房间的，我们估且称为A门，有四个人可以看见，两个商人还有一对正在喝咖啡的老年夫妇。据他们讲，只有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出入过A门。而走廊里的另一扇门B门也有人能看见，有一个电工在那儿干活，他发誓只有女侍者进出过B门。
这真是一桩离奇而又有趣儿的案子。表面看来，一切证据都说明一定是罗迪斯先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可我看得出波塞瑞克先生相信自己的雇主是清白的，而他可是个津明的人。
在调查的时候罗迪斯先生吞吞吐吐地讲出了一个女人，她曾给他的妻子写过恐吓信，我猜他的故事一定极不使人信服。在波塞瑞克先生的请求下，他给自己做了一番解释。
“说实在的，”他说，“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个故事。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阿咪自己编造出来的。”我猜想罗迪斯夫人是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自欺欺人的人，生活在一个个编织起来的故事中。如果照她自己的说法，她一年之中的冒险经历就多得让人不敢相信了。她踩到一个香蕉皮滑了一下就说这是九死一生;她的头罩着了火就非坚持说自己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被救出来并差一点儿被烧死，因此她丈夫已经学会了在听她的话时打些折扣。所以当她告诉他她开车曾撞伤过一个孩子，而孩子的母亲发誓要报仇时，他根本就没把它当真，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结婚以前，虽然她给他看了那些措辞疯狂的信件，他还是怀疑是她自己编的。事实上，她以前曾干过一两次类似的事。她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总是不停地寻求刺激。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实际上，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如此行事的年轻女子。这种人面临的危险就是当真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到她们身上时，往往没有人会相信她们是在说真话。在我看来这桩案子就是这样。我想警方只认为是罗迪斯先生在编故事，用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
我问了一下旅馆里是不是还有单身女人住宿。看起来有两个——格兰比夫人，一个有盎格鲁血统的印度人的遗孀;另一个是卡罗色丝小姐，一个四肢发达，说话时总是省掉G的音的老处女，波塞瑞克又补充了一点：经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发现根本没人看见她们在犯罪现场附近出现过，而且无论如何你也想象不出她们俩和案子能有什么联系。
我又让他描述了一下她们两人的长相。他说格兰比夫人大约五十岁左右，长着一头浅红色的头发而且很零乱，她面色微黄，略显病态，她的衣着相当的奇特，大部分都是纯丝制成的;卡罗色丝小姐大约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头发像男人一样剪得短短的，上身穿一件很男子气的大衣，下着一条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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