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香说：“我就想和二位仔细地打听一下，几个月前，在你家要饭的女人是不是我儿媳妇。她要是真的还活着，那我儿子就有救了。”
何氏沉思了一会说：“那是今年端午节前后，都开使穿着短衣裤啦。那天太阳刚落山，家家户户都在烧火做饭，我坐在大门口的门槛子上，等着老头子从地里回家吃饭。我刚把菜饭摆到院子里的石桌上，突然从大门外跑进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面满身黑漆了光的，伸手抓起大饼子，狼吞虎咽的啃着。把我吓的躲在一边，不知咋办才好。这时老头儿进来了，一见这情景，就上前抢饼子。老头子一看这人的脸和手，就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站在一边看这个人吃着。”
何歪子接着说：“当时我一看她的嘴和手太埋汰了，满身的汗臭味，就躲开了。”
何氏继续说：“她把饼子吃完后，就跑到水缸前低下头，用手捧起水，咕噜咕噜的喝起水来。等她再次到桌上拿另一个饼子时，老头子急了，上前推她，她就是不走。再看她眼泪一滴一滴的流了下来。一直到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让她走时，她不但没动，反而一直朝屋里走来。进了屋扑通一声躺在北面的小炕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们怎么喊，怎么推，就是不醒。”
翠翠着急的问：“后来呢?”
何氏说：“半夜她醒了，发出阵阵的咳嗽声，我就问她，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家住在哪里，她都一直摇着头。老头子也起来问她话，她就惊恐起来，躲在墙角，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和老头子，可能是她害怕吧。当时我只听清了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我要去上大学’。不一会儿她又睡了。”
“第二天一早，老头子去报案。我就打来一盆子水，先用毛巾沾水把她脸上泥擦掉，然后又用干净点的手巾把她脸擦净。这么一看，是个30岁左右的女子，两道弯弯的细眉，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没一会儿他们俩(老太太手指着耿宝权和聂淑清)过来了，淑清给她看了看病，说这个女人可能有病，好象叫‘失忆症’什么的，淑清临走还让我俩好好照顾她。”
何歪子说：“我当时还想，是不是老天爷看我们老俩口没儿没女，给我送来一个闺女?还让老婆子给她做好吃的。对了，听口音，那个疯女人和大妹子你是一个地方人。”
何氏喝了口水后，接着说：“老头子出去干活后，我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她套话，问她名姓、哪的人，她想不起来了。我只听她断断续续说什么她结过婚，还有个女儿，还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她要去上大学。还有好多稀里糊涂的话，我也听不明白。没想到的是，第三天早晨我们老俩口子再起来看时，发现她不见了。我和老头儿到处找，也没找到她的人影。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疯女人。有人看到她疯疯颠颠一直向东北方向走了。”
赵玉香说：“你们看清了她穿得什么衣服吗?”
何氏说：“是一身蓝，不过都破得不行了。”
“她穿着什么鞋?”赵玉香问。
“还有什么鞋呀，光着脚丫子，满脚的泥。” 何氏说。
“她身上还有什么特征?”赵玉香问。
何氏想了一下，说：“就能想起这些了。”
赵玉香说：“如果别人来调查，你二位还会像对我一样对来人说的那么详细吗?”
何歪子点头说：“这是真事，谁来，我老俩口都是这么说。”
这时，耿宝权对何氏说：“大姐，你看那个女人象是这个小姑娘的娘吗?”
“她俩要是在一起，谁都会说是娘俩的。这小姑娘一大半象她妈，还有一小半象她奶奶。”
还没等赵玉香说话，翠翠抢着说：“她保证是我娘，我娘走那天就穿着蓝裤子和蓝衣服。奶奶，咱们赶紧去找我娘吧!”
耿宝全说道：“翠翠，事得一件一件的办，你们若是再去找几个月，你爹被枪毙了咋办?我看还是救人要紧。大姐，你看呢?”
“宝全说的对，先救出锁森，再去找玲玉。”
“好，现在咱们就写个书面证明材料。不然，你俩上了法庭也是空口无凭啊。” 耿宝权说完，回家取来笔和纸，耿宝权执笔，四个人琢磨着写，写完后拿给赵玉香看。只见上面写着：
证明
1975年6月2日，我们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走进何歪子家。她身高1.65米左右，皮肤白净，相貌姣好，身着蓝色衣服。
该妇女神智不清，可能患有失忆症。她语无伦次，说是结过婚，有一个女儿，操青龙县一带口音。其在何歪子家住过两天后失踪。
特此证明
耿宝全解释说：“关于翠翠长的很象那个女人之事，只是我们几个的主观猜测。严格的讲‘象不等于是’， 猜测是不能写进《证明》的。究竟那个女人是不是张玲玉，应该由司法机关调查核实。我们只能把那几天的亲眼所见写清楚，你看行吗?”
赵玉香说：“没问题，把事实写清就行。请你们都签个名吧。”
耿宝权首先签了名，聂淑清、何歪子和他老伴也都一一在《证明》上签了字，四个人还按了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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