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咱们看看卡塞蒂案件就清楚了。卡塞蒂是个很有钱的人，一个百万富翁。他有个儿子，已经成年了。一天晚上，他找人把警察请到他家里。小卡塞蒂仰面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太阳穴上有一个枪眼儿。他的秘书死在旁边的浴室里，脑袋顶住浴室通往客厅的另一扇门，左手捏着一支已经着完了的纸烟，一个烟蒂。他捏着烟的手指肉皮都烧焦了。右手边扔着一把手枪。这人也是头部中弹，但不是枪口紧挨着肉皮被打死的，死前这人酗过酒。警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四个小时了。家庭医生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来了。布雷兹，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布雷兹叹了口气：“酗酒过度，先是杀人，后是自杀。秘书因为发酒疯，把小卡塞蒂打死了。这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你是要我这么说吗?”
“你在报上是这么读到的。”我说，“可这不是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你也知道这不是实情，地方检察官也知道。可是地方检察官下面的预审员几个小时以后就被调走，不再审理这个案子了。没有进行尸检。城里的每个记者，警察局凶杀组的每一个警察都知道是小卡塞蒂杀的人。小卡塞蒂喝醉了，撒起酒疯来。秘书想劝住他，根本管不住。后来秘书逃到隔壁房间，还是被卡塞蒂追上打死了。卡塞蒂是枪口紧挨着皮肤打死的，秘书的不是。秘书是个左撇子，被枪打死的时候左手还拿着纸烟。即使不是左撇子，一个人要是用枪杀人也不会先把纸烟换到左手里。谁也不会一边随随便便地拿着根烟一边开枪。枪战片里的枪手可能这样，阔人的秘书却不会这样。在他们把警察找来的四个小时里头，这家人同家庭医生都在干什么呢?他们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最后的调查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为什么不看看秘书的手上留没留下火药遗痕?因为他们不想叫人知道真实情况。卡塞蒂是个有权势的人。这也是桩谋杀案，不是吗?”
“反正这两个人都死了。”布雷兹说，“谁把谁开枪打死了有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想想卡塞蒂秘书的家人吗?”我问，“他可能有母亲，或者有妹妹，或者有妻子，也许三者都有。他们都有自尊心，都有信仰，都对死者有很深的感情。可是现在这个叫人杀害了的人却变成酗酒的精神病人了，只因为他的雇主的父亲是个大富翁。你想过这些吗?”
布雷兹慢吞吞地拿起酒杯，把酒一口一口慢慢喝光，再慢慢把杯子底朝上地扣在矮几的玻璃面上。斯潘格勒身体僵直地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嘴唇半启，仿佛在微笑，可是那笑容已经僵在脸上了。
布雷兹说：“把你的要点说清楚。”
我说：“除非你们当警察的不出卖灵魂，你们就收买不了我的灵魂。除非你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信赖，永远寻求真实，把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调查清楚——除非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违背我的良心行事。我需要尽一切力量保护我的雇主。我需要得到保证，你们不会伤害他，正像你们不叫事实真相受到歪曲似的。要是不这样，你们就把我拖到哪个能叫我开口讲话的人那儿去吧!”
布雷兹说：“听你说的这些话，你倒像挺有良心的。”
“让良心见鬼吧。”我说，“咱们还是再喝一杯吧。喝过酒以后你们可以同我谈谈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布雷兹笑了笑：“那个女的住在菲利普斯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听见一个男人跟菲利普斯在门口说话。这个女人白天在什么地方当引座员。我们想她可能听到过你说话的声音。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她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很粗野。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你们才想到我了，是不是?”我说。
我拿起三只空酒杯，走进厨房去。
第十六章
等到我走进厨房以后，我已经忘记哪个酒杯是哪个人的了。我把三只杯子都刷了一遍，擦干，又开始调酒。这时斯潘格勒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肩膀后面。
“别犯疑。”我说，“今天晚上我没想往酒里放氰化钾。”
“你别跟我们老头儿硬顶。”他在我脖子后头低声说，“他对这个案子已经掌握了不少你认为他还不知道的材料。”
“谢谢你的关照。”我说。
“喂，我倒想多了解一下那个卡塞蒂案件。”他说，“挺有意思的。一定是我进局子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了。”我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我在开玩笑。”我把调好的酒放在托盘上，拿回房间，分别放到他们两人面前。我把自己的一杯拿到棋桌后边我坐的椅子前头。
“又在演戏。”我说，“你的助手溜进厨房，背着你忠告我说，我跟你打交道得多加小心，因为你知道不少我以为你还不知道的事。他演得很好。他的那张脸又诚实又坦白，一说话就脸红。”
斯潘格勒在椅子上坐下，只沾了一点儿椅子边，脸唰地一下又红了。布雷兹若无其事地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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