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忽想起朱溪先生来，问道：“那朱溪先生便在此书院开课?”徐君猷然之，道：“朱溪先生满腹经纶，才气过人，年少时便是黄州四大才子之一，可惜时运不佳，入京赴考时，只道十拿九稳，却不想偏偏名落孙山，甚是愤慨，竟断了读书念头，任凭先生、亲朋、好友劝解，始终不肯再赴京城考试了，可惜了一代才子。”苏公感慨不已，叹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朱先生未得中举，不定是桩好事。苏某今日之下场，便是佐证。”徐君猷笑道：“朱先生素来仰慕苏大人，他每每教诲学生：为官者，当学苏子瞻。”苏公连连道：惭愧惭愧。二人前行，近得临江书院，徐君猷道：“这临江书院本是一私塾，开创者姓孔名孟，字临江，自言孔子后裔，收得几个弟子，其中一人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之时，拜谢老师，又捐钱大修私塾。不几年，又有两三人中举，他等发达者又纷纷捐钱修缮私塾，便是今日之临江书院。孔孟死后，其子孔儒接掌书院，前后二十余年，又有数人登科，那朱溪便是孔儒之弟子。孔儒众多弟子中，最得意者莫过于朱溪，可最失望者却亦是朱溪。孔儒先生至死深以为憾。”
苏公叹息，道：“但凡一事，盼望之心愈大，失望之心亦愈大。上苍又常心怀叵测，捉弄无辜凡人，小则喜怒悲欢，阴错阳差;大则大起大落，生死离别。”徐君猷颇有同感，又道：“李太白道：天生我材必有用。朱溪功名未成，便在临江书院教授度日，孔儒亡故前，将书院托付朱溪主教。这朱溪潜心传道，不及数年，前后竟有举子二三百人，中进士者十余人，远胜于孔孟、孔儒父子。临江书院名声大噪，黄州府学子蜂拥而至，皆以入临江书院为荣。朱溪亦将书院扩张，现已招募得十余名先生教授。”
苏公一愣，道：“有这等事情?十余名先生?却不知书院有多少学子?” 徐君猷笑道：“现有学子约莫七八百人。”苏公闻听，惊诧不已，心中暗道：“乡间兴学如此，恐国子监亦不及也。”徐君猷见苏公满面诧异，笑道：“徐某以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人才乃兴国之根本。朱溪之法，当极力倡导。若如此，何愁我大宋不昌盛?”苏公叹道：“徐大人所言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平民百姓，唯望读圣贤之书，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前千年如此，后千年想必亦如此。”徐君猷笑道：“苏大人未免过于伤感也。大人虽遭一时不快，但终有一日必被朝廷重用。”苏公苦笑一声，默然无语，心中叹道：“他等又怎知朝廷纷争险恶?自古科考不知要害却多少人?”
大宋之科举，科考科目甚多，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干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考试。州试取中之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此些考生便称做“举子”、“贡生”。省试后，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干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级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闻喜宴。庆历四年，宋仁宗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前科曾解送而落第者，在校学习可减为一百天。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不考帖经、墨义。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废除考诗赋、帖经、墨义。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试四场，考试方式是试策、试论、及经文大义。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国子监学生分为三等：上舍生、中舍生、外舍生三级。以考试的成绩及人品为升舍、应试和授官之根据。如果成绩优异，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直接授官;考至上舍中等的可入科举的殿试;考为上舍下等的，则参加科举省试。史称“三舍法”。神宗病死，哲宗继立，司马光入朝执政，遂废除各种新法。元祐四年，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诗赋进士，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任选一经;经义进士须选习二经。两种进士皆以四场成绩定高低。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参考试论成绩评定。哲宗亲政以后，否定司马光之作法。绍圣元年，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徐君猷手指临江书院，道：“朱溪与徐某言，苏大人至黄州，望到临江书院讲学。”苏公连连摇头，道：“苏某乃是戴罪之人，今令苏某言语，岂非教唆使坏，误人子弟?不可不可。”徐君猷道：“不言朝政，但说些诗词歌赋，又将如何?”苏公叹道：“徐大人怎不知晓：苏某便是因诗词获罪也。”徐君猷愤然道：“苏大人之词赋，曲尽其妙，可比李杜，压倒元白，天下皆知。今世竟有所谓儒学大家妄言子瞻不善填词，实为可笑之至。 ”苏公笑道：“那些阿谀奉承、媚上恶下的词赋，苏某确不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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